大宋对于辽国来说，诱惑相当大，而萧绰和耶律隆绪们的雄心也大。在那个丛林时代，这就注定了两国最终鱼死网破的宿命。经过多年准备，公元1004年9月，萧绰亲自率辽军大举南侵，大有决一死战之势。至定州（今属河北），两军相峙。辽军怕腹背受敌，提出议和，北宋新皇帝赵恒拒绝。11月，宋军在朔州大败辽军，但辽军主力三面包围澶州（今河南濮阳），形势相当危急。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说赵恒在北宋所有帝王中“也许最为消极”，但他运气不错。当时辽国最优秀的文武大臣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已去世，赵恒被自己的能臣寇准硬拖上前线督战。当他登上澶州北城门楼时，诸军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士气大振。
更幸运的是，辽国统军萧挞凛不把大宋守军放在眼里，率数十轻骑直驱澶州城下，被一箭毙命。为此，萧绰等人痛哭不已，辍朝五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得不承认吃不了对方，多数大臣主张见好就收。于是议和，主要内容有：一是辽宋为兄弟，辽帝年幼，称赵恒为兄，后世仍以此论；二是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三是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四是双方在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辽、宋两国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上，不再强求用人民生命财产去硬抢土地。萧绰和耶律隆绪延续“景圣中兴”，北宋也接连开创盛世：赵恒在任期间，以文安邦，与辽和平，集中精力发展民生与平民文化，鼓励男人以读书为业，人口和税收均超过唐最繁荣时，被誉为“咸平之治”。紧接着的仁宗赵祯时期，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发展远远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地方，被誉为“仁宗之治”。
宋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全世界仅有的五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全在中国（今开封、杭州、西安、洛阳和南京），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日本隋唐史专家气贺泽保观也重“仁宗之治”，而轻“贞观之治”。这种局面，是典型的双赢，世界史上也罕见。日本学者杉田正明在《中国的历史》中评论：
在军事上也处于弱势的北宋，借此保全了自身。北宋文化发展的最大原因，首先应归功于这个条约……
契丹方面在“澶渊之盟”以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由此北宋和契丹政府达成南北共存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悠闲的时代……契丹帝国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一百多年间一直享受着美梦般的生活。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评论角度稍有不同：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