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当然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底层人士。然而中国历史一方面是农民造反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属世界罕见，这是为什么呢？
据学者们研究，西欧8 - 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没有一个王朝是农民起义推翻的。西欧农民偶有造反，只是想“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很少有人想当皇帝。
而中国仅清代200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有300次以上，平均每年超过一次半。历史上的造反者往往都想自己当皇帝，而且常常很多人争，相互也拼杀。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恐怕还得从统治者所创立的政治体制说起。
欧洲规定“所有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中国皇帝则只拜虚无的神灵。欧洲“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穷人的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中国平民连个村长的强拆也阻挡不了。
欧洲的皇帝只是“贵族中的第一人”，英国贵族常拒绝国王的命令，中国的皇帝则可以任意屠戮他的亲族。而且，欧洲国王的权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中国的皇权却呈越来越专制之势，其造成的结果，就是统治者权力的无限放大。
更不可思议的是1949年以后还常有人“称帝”。如1982年，一名叫张清安的老农在偏僻的大巴山称皇帝，宣布建立“中原皇清国”，刻玉玺，起年号，设后宫，分封副皇帝、丞相及文武百官，拟旨册封蒋介石为“威国王”，颁布新王朝大纲《天律森吏》，将人分为11等，打算定都巴中县，把巴中川剧团大楼当皇宫，甚至要“御驾亲征”，结果还没出师就被当地公安机关捣了，贻笑大方。
张宏杰说：将皇帝梦“付诸实际操作的中国人，肯定多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总和”。中国起义运动的前锋往往是强盗，也就是边缘化了的一无所有的农民，这一现象贯穿了2000年的中国历史。”“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频发农民起义是因为中国农民比罗马农民遭受了更多压迫，并且更为贫困的说法未免过于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