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访华，外交使团团长马戛尔尼要求大英与大清平等之礼，结果却不欢而散。
《世界经济千年史》写道：在欧洲贸易向外扩张的头三个世纪中，与美洲、非洲或亚洲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市场更难于渗透，因为贸易受到中国政府制定的条件的限制。例如清官府虽然将广州列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外国商人人广州经过审批，却仍然将他们贬称为“夷商”，限住自己“商馆”之内，不许擅自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洋行”代理。还不准他们带女人入境，也不许雇用中国女仆，不准自行上街采购，不许探听物价，不许买中国书籍，跟现代到朝鲜旅游差不多。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即欧蒲台）在评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时说：“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我想这话用来说乾隆们仍然合适。
我总觉得如果能理解马戛尔尼们的善意，或许不会有鸦片战争！英国哲学家罗索说：“两个科学家发生分歧不要紧，大家回去找证据，那么两个神学家之间发生争议，只好动拳头了，因为没有办法寻找可能对话的共同平台。”罗素这话好像专为中、英关系而写。柏杨评论：英国使团访华第二次“被赶走，便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
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希望将欧洲各个港口的正常贸易形式引入广东。英国不法商人从印度走私鸦片到中国，对中国民众毒害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对外贸加强管理。中、英两国形成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只是商业方面的，完全可能和平解决。清廷忽略的是：外国“这些暴发的商人在与中国官方的争吵中，他们的背后都有西方的枪炮和外交官的支持”，而“亚洲各个主要的文明都证明无法以传统方式抵御西方入侵”。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编辑部曾发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一文，深入剖析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境地而一蹶不振的原因：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