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更为兴盛。统治者有在精神上利用佛教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也有在经济上与寺院争夺劳动人民和赋税的一面。正因为这样，统治者有时提倡佛教，有时又抑制佛教。两者都是根据统治的需要决定的。
武则天到中宗时，佛教势力不断膨胀，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经济利益。中宗时，京兆人辛替否针对“盛兴佛寺，百姓劳敝，帑藏为之空竭”的实际情况，向中宗上疏道：“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他还进一步指出：“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 天下之财十分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这样将“国无九年之储，国非其国”。当时一年之储也不足，可见财政是非常困难的。但中宗毫不重视他的意见。
玄宗对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的情况十分重视。开元二年(714年)正月，他“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干余人”。二月，他又下诏，自今以后不得再建新寺，旧寺需要修葺者，也需要经过审查批准。
这些措施，虽然是面向全国的，但当时长安的寺院很多，影响最大。日本遣唐使中来唐学习佛法者，大都是在长安。可以说，长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缩影。因此，玄宗抑制佛教泛滥的诏令也在长安发挥最大的作用。开元二年七月，他下《断书经及铸佛像敕》，就是针对长安与洛阳而言的。
他说：“今两京城内，寺宇相望”，“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针对长安与洛阳的这种情况，他才规定：“自今以后，州县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这说明玄宗抑制佛教泛滥的措施主要是依京师的情况为根据的。
另外，贵族、官僚争营佛寺，必然也多在长安与关中。玄宗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在长安最为明显。
唐代皇帝曾多次派人到法门寺(扶风县北)迎奉佛骨，玄宗以前的高宗、武则天，以后的肃宗、德宗等，都曾迎奉佛骨，而玄宗却截然不同，这正是玄宗对佛教的态度与他们不同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