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中国封建王朝历代都有。不求闻达不入仕途是其主要特征。以此来区分古代的隐士，大致可把隐士分为三类：
一类我们姑且称之为“暂隐士”。也就是说，这种隐士本来的目的不是“隐”，他们的“隐”是暂时的，是在等待时机，以干出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暂隐士”看重的不是个人的爵禄，而是事业。比如殷周时期的傅说，曾为胥靡（服劳役的刑徒），筑于傅岩之野，武丁欲复兴殷朝，访求傅说，举以为相，而国家大治（《史记•殷本纪》）。吕尚（姜子牙，姜太公），年老贫困，钓于渭水之滨。周文王出猎时相遇，与语大悦，用车载回来立之为师，后佐武王伐纣灭殷（《史记-齐太公世家》）。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卧龙山中“躬耕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三顾茅庐后，出山为蜀的军师和丞相，干出一番与吴魏相鼎立的赫赫功业。这种“暂隐士”，人们持认可赞扬的态度。
一类是真隐土。不管统治者是高压威胁，还是重利引诱，他们始终是不入牢笼，不上圈套，安贫守素，超然世外。如传说中的巢父，许由。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尧要把天下让给他而逃去，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许由认为这种话污染了他的耳朵，故洗耳于颍滨，适遇巢父牵牛犊至上流来饮水，问明许由洗耳的缘故，责备他隐居不深，弄脏了溪水，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东汉的严子陵（光），少与光武帝同学。刘秀即皇帝位后，他就变易姓名，隐居不见。光武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访求到后，无论对他如何礼遇尊崇，他在宾馆就是高卧不起。为了笼络感动他，光武放下九五之尊，与他话旧多日，甚至同床共寝，他竟然“以足加帝腹上”，对帝王之尊，视之蔑如。光武帝无计可施，只好任其归隐富春山耕钓以终了（《后汉书•逸民传》）。对这类真隐士，人们常常用最真诚的敬意，用最美好的言辞去歌颂他们，宋范仲淹说严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桐庐郡先生词堂记》），就是此类赞辞的代表作。
还有一种是假隐士。他们身在山林，却心存魏阙。这类人隐居是假，谋官射利是真。他们与暂隐士的区别是：暂隐士出仕的目的是为天下苍生，他们则是为个人的爵禄私利。这类隐士，以南朝时陶弘景名气最大。据《南史•隐逸传》载：陶弘景，丹阳秣陵人。“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他对别人说：“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十五岁时，还写了一篇文词优美的诗赋《寻山志》，声言“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出山”，希冀“反无形于寂寞，长超忽乎尘埃”。这恐怕只能视为为文造情，十五岁的少年还谈不上厌倦世俗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