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清朝奉行“海禁”，“矿禁”，维护了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既而发展成闭关锁国的政策。其实，清朝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保守。
当时还是保持着对外贸易的，只不过当时实行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垄断所有的对外经贸。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是极其繁华的，每日从广州出发销往各国的货品很多，包括瓷器，茶叶，丝绸。在欧美国家都非常有市场。
乾隆对西方也曾非常热情。1776年，像当年宁波一样，广州发生外贸纠纷：倪宏文赊欠英国商人货银万余两无还，当地巡抚只是将倪宏文处以“减等拟徒，援赦杖责”。乾隆看到报告，认为“殊属宽纵”，要求刑部从严处理。刑部批评广东地方保护主义：
夸倪宏文拖欠夷商货银，数至盈万，实属有心诓骗远人，非内地钱债之案可比。至所供落价亏本，及赊与客贩、舟覆货沉等语，均系狡词支饰，岂可凭信。
结果“改拟杖流监追”，即不仅要杖责，更重要的是得赔偿人家的损失。这还不够，乾隆又亲自批示，批评那位广东巡抚“平日尚能认真办事，何以审拟此案荒唐若此”，将其“着交部察议”。同时进一步要求：不仅当事人倪宏文得赔，相关官员也得“按数摊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乾隆解释：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
乾隆还强调：“地方官庇护内地奸商，而令外夷受累，屈抑难伸，其事实乖，殊非体恤远人之道。”乾隆公正处理此案，目的是怕洋人在中国久留，但也注重对外的商业信用。因此我想：要是能坚持以这样的原则对待国际贸易，很可能不至于后来发生鸦片战争，而我们今天社会的商业信用也许比西方更好。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乾隆是非常乐意和他们做生意的，必竞人没有那么傻和钱过不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