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开国百年来“累世因循之弊”，王安石疾声呼吁变法，鼓吹“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直接鼓励赵顼“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赵顼有中兴之志，便任用他主持推行“熙宁变法”：
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
科举方面废除以诗赋辞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及太学“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的改革既广且深，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场改革总体上对国家和平民百姓都有利，因为青苗法利息虽然高达40%，但相对于高利贷的100 – 300%显然轻得多。“破富民以惠贫民”，自然引起贵族、豪绅反对。然而，朝中那些没私利的士大夫反对声也非常强烈。大名鼎鼎的司马光，没读太多书时候的司马光多能打破惯性思维！但等他有本事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反而弱智了，变得非常保守，成为王安石的最大反对派。他责问：
“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对祖宗之法应当“世世相承，无有穷期”。
而大腕级文豪苏东坡鼓吹：“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再如享有“贤相”之誉的文彦博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他还有板有眼举报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指改革项目），致华山山崩”。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理”！
王安石诚恳检讨说：臣所以来事陛下，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之臣，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
还值得一说的是郑侠。他是福建福清人，与王安石算是南方老乡，更重要的是他进士及第后本来只是个校书郎，王安石推荐他出任光州（今河南潢川）司法参军。但他“恩将仇报”，向中央告状，夸大一些地方官以变法之名侵害百姓的问题，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门监。第二年光州旱蝗严重，饥民流离失所，郑侠又画了一幅《流民图》，并著《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以一地之灾否定全国系列改革。中书省拒绝向上转呈，郑侠便冒着欺君的风险，谎称《流民图》和疏奏是边关急报。他历数新法如何如何不好，信誓旦旦说：“陛下如果停止新法，十日之内必然下雨。否则臣愿领欺君之罪，斩于宣德门外！”王安石辩解：“天灾这种事，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怎么能怪到改革头上呢？有灾派人治理即可。”赵顼还是信了郑侠的话，自省道：“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朕诚为众论所惑”。第二天下“责躬诏”（即罪己诏），罢方田、保甲、青苗诸法。三天后，憋了十个月的老天碰巧真的下雨，落井下石！幸好宋朝有不杀文人的好传统，王安石只是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