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从东北一隅入主中原，虽有大批贵族主张“率祖制，复旧章”，努力将关外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观念原封不动搬到关内，但顺治皇帝还是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由尚武转为尚文，要求“凡贪恶及不识字、纵信衙役劣员，作速指参”，将目不识丁与贪腐相提并论。他们“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渐有更张”，甚至为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发丧、营建陵寝，对抗清志士“皆褒奖之”，而将降清的汉官打入奸佞传，打造忠孝精神，其汉化改革强度是很大的。
清初统治者践行“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1646年，江南大都尚未征服，便开科取士，首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次题“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康熙认识到：“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道，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
清入关后，满人八旗处处享有特权，颓风日甚，问题越来越多。像开国功臣得妥善安置一样，这些八旗子弟也该有个去路。一方面不得不适当纠正偏爱，如1792年规定旗人行窃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子孙一律削籍为民。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给他们谋求新的出路，如1723年雍正命京师八旗无产业兵丁移居热河（今河北承德等地）、喀喇和屯（今河北滦平）、桦榆沟（今河北承德）三处垦种；第二年选200顷官地为井田，安置16岁以上、60岁以下无产业的旗人100户，每户100亩，并给银、种粒和牛具等；第三年又择官地200亩为井田安置无业旗人。1727年诏凡犯罪革退官兵、在京闲住无业的旗人，连其妻子一同发往京外耕种井田。1747年又规定除王室外，凡旗人愿在外省入民籍的都准允。
正因为满族统治者比蒙古统治者改革较多，从政治、经济制度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有所涉及，所以比蒙古人成功得多，开创“康乾盛世”，后又有“同光中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早或迟，几乎没有不改革的。面对刚刚覆亡的前朝，或者是从父皇、爷皇、叔皇那里接过危机四伏的班底，还能萧规曹随吗？如果那样，别说复兴，连继续生存都成问题！
改革不是中兴的充要条件，也并非只要一改革就能复兴。但改革是中兴的必要条件，没有改革就没有复兴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