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献来看，唐代宦官劣迹昭著，几不胜书。唐代士人曾对宦官专权，挟制天子，败坏吏治，贪赃枉法，病国害民的罪状，作过痛切的指斥。宪宗元和初年皇甫浞的《制策》，指陈当时的朝政是宦官“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养交”。将帅“知兵者亦寡”，而“怙众以固权位，行贿以结恩泽”。
唐末昭宗时，宰相崔胤在请尽诛宦官的奏章中说：“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车驾频致播迁，朝廷渐加微弱，原其祸作，始自中人。自先帝临御已来，陛下纂承之后，朋侪日炽，交乱朝纲，此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蟊贼。”
唐代宦官自得权以来，在政治上控制天子，以固其位；军事上独揽大权，以柱其威；经济上疯狂掠夺，以遂其欲，致使唐代社会愈益走向腐败，其历史的罪责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这些也不值得惊怪。这些劣迹和祸害，大都属于剥削阶级和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痼疾和弊端，宰相朝官在这些方面也未见得能好多少。
就如反对宦官的元载、王任、王叔文、李训、郑注等人来说，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旧唐书•元载传》说，元载助代宗诛除宦官鱼朝恩后，“志气自若，谓已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 “会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载丑迹闻，载知之，奏于上前，少良等数人悉毙于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议载之短。门庭之内，非其党与不接，平素交友，涉于道义者悉疏弃之”。
《旧唐书•王任传》也说：“任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任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
《旧唐书•郑注传》则说：“是时，正值李训、郑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阂、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
论起贪酷，专权的朝官同专权的宦官，是一丘之貉。
唐代宦官长期专权，对唐代社会和唐王朝的命运产生过极大影响。对于这些影响，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