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在唐后期的皇帝中算是最有作为的一个。他很注意汲取前代的历史经验，孜孜求治。《旧唐书•宪宗纪》说：“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处理政务，废寝忘食，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唐代史学家蒋系盛赞他：“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即宪宗)而已。”
宪宗重视人才，任贤使能。白居易原为周至尉、集贤校理，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宪宗深为赞许，擢为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孔战先为华州刺史，曾上疏建议废除明州(今浙江宁波市)远途岁贡蚶、蛤、淡菜，受到宪宗赏识，被命为岭南节度使。
程异本为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骨干人物，因善于理财，元和四年(809年)被破格任命为扬州留后，十二年(817年)又升任转运副使。程异在解决财政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宪宗对于宰相的人选尤为重视。他吸取“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的教训，十分注意“选擢宰相，推心委之”。他说：“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
宪宗一朝，人才济济。著名宰相杜黄裳、裴拍、韦贯之、崔群、李夷简、李绛、武元衡、裴度等，均能守正不阿，竭诚辅佐。他们对于保护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贯彻削藩政策和推行其他各项方针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一些不称职的大臣，则坚决罢去。如郑捆虽有拥戴之功而无治国之才，宪宗不徇私情，将他撤换，改用正直能干、处事果断的李藩。正如范祖禹在《唐鉴》中所说：“宪宗以循默罢郑纲，以忠直相李藩，责任如此，可谓正矣。其中兴唐室，不亦宜乎！”
宪宗还能虚心纳谏。他对宰相说：“太宗以神圣之资，群臣进谏者犹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违，卿当十论，无但一二而已。”他认为德宗时“政事不理”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宰相“见事有得失，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因此告诫臣下：“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一些敢于直谏者被引为心腹。如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耶?将无事可谏也?”
而在行动上，宪宗也能约束自己。如有一次，宪宗想到宫苑中去打猎，已经走到蓬莱池西，突然对左右说：“李绛必谏，不如且止。”这当然是一些小事，却也能看出他对谏官的敬畏。范祖禹在《唐鉴》中赞曰：“为人君动必有所畏，此盛德也。……宪宗畏直臣冻而不敢盘于游畋，其可谓贤矣，”
对于裁制藩镇，宪宗始终表现出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元和十年(815年)，讨伐淮西经年不克。河阴转运使院遭李师道焚毁，宰相武元衡又在长安街头被刺，人心惶惶，“群臣多请罢兵”，甚至有人请罢免积极主张讨叛的裴度。而宪宗遇难不乱，坚定不惑，严厉驳斥了妥协议论，并提拔裴度为宰相。
十二年(817年)，李逢吉又以“师老财竭”为由，主张罢兵，宪宗分析了形势，当机立断，派裴度赴郾城前线，统一指挥淮西军事，使战局迅速改观，终于取得了削藩的全胜。
宪宗对于元和中兴局面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说他是个有为之主是合乎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