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与姓成为一体的明确界标，是在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中。他记载孔子，说字仲尼，姓孔氏；记刘邦，说姓刘氏，为此受到后人的非议。如果说太史公不学无术，那是毫无道理的，但说孔子姓孔氏，则显然是由于汉代人的姓氏观念不同于先秦，在孔子当时是不应有此类说法的。那么，汉代博学如司马迁，已不再区分姓氏，表明姓氏走向—体化的过程肯定是早已开始了。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时期，由于深刻的经济原因，社会结构处于不断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之中。旧制度的破坏，新制度的建设，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地位的调整，在几百年的社会动荡中进行着。
浮现在社会表面的，首先是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威权式微，诸侯各行其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夺霸权。更有甚者，直接与周天子对抗，两军对垒，一决雌雄。如《左传．桓公五年》载，周天子率诸侯去讨伐不遵号令的郑国，结果被郑国的军队四面合围，王师大败亏输，天子也被射伤。再是诸侯国中卿大夫的崛起，操纵了大权，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君大权旁落，受人摆布。如鲁国的三桓，孔子经常对其表示义愤，就是因为他们左右了鲁国的政权，而表现出在传统眼光看来是肆无忌惮的种种行为。这个时期出现的“初税亩”、“铸刑鼎”等制度方面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宗法分封制已经开始瓦解。
战国时期，七雄逐鹿，各国先后变法改革，周代以嫡长子继承为基轴的社会政治制度逐渐被破坏、被废止。这个时期的游士依仗着胸中韬略、口中辩给，在中华大地上往来穿梭，游说诸侯，一旦被用，待以不次之位，骤然凌驾于昔日的贵族之上，如吴起、范雎、商鞅等。很显然，以前的氏已不能表示这些人变动不居的社会地位。许多没落的贵族，再也不能用其社会地位显示其氏的高贵。
从春秋到战国末年，生长壮大着一个新生事物，即郡县制。春秋时诸侯国的县制最早产生于很晚才得以封国、可以说没有什么传统的秦国。因为秦国内部宗法制度扎根不深，所以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就采用了县制。后来，在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晋、楚、齐等国，县制也相继发展起来。郡原是比县小的行政区划，后来演变为县上一级的行政建制。战国时期，郡县制已经相当普遍。郡县制的确立，意义很大，在古代史家笔下，是和封建制（分封建国）对举的经国大计。我们也应充分估价这种制度摆脱氏族血缘关系政治的形式，完成以地域为行政区划的进步作用。由于有了各国的郡县制度及任免地方官吏的坚实基础，秦统一全国后，才能彻底废除分封制，铲除宗法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贵族政治制度。宗法分封制度灭亡，氏只剩下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和姓的区别失去了客观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