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访华，中英双方都非常重视。英国致中国官方的信函写道：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革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国陛下特派遣自己的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官员兵丁役夫多达700余人，乘坐五艘船，带着丰盛的礼物，远渡重洋，专程而来。清政府本来也非常高兴，乾隆早早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要好好接待，对其携带货物免税，供给上等食物，多得吃不完而变质。
然而，双方立足点相差太大。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习惯地将英、法、俄等所有外国当成“夷”、“狄”，认为他们来中国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只不过是跟周边小国一样的“称臣纳贡”。乾隆自视为“天下共主”，认为马戛尔尼远道而来只是为他个人贺寿，所以要求他按藩国大臣觐见天朝大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
我们知道：孔子时代“坐而论道”，君臣、师生在人格上平等。宋朝开始，帝王高高在上，大臣只能站在下面。到元朝更糟，“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的耶律楚材，采用中国文化治中国人，说服皇帝的哥哥带头向皇弟行双膝跪拜之礼。从此，中国人只要遇上比自己大的官都得双膝跪拜。周边小国本来就俯首称臣，自然不在话下。可现在这样要求英国使臣，人家不愿。协商了多次，马戛尔尼以死相拒。为什么呢？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
晨间，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劝余勉从中国礼节，不必再固执前议。余日：敞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饮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马戛尔尼只是要求大英与大清平等之礼，应该合情合理，结果却不欢而散。
乾隆在谕旨中气呼呼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并强调“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好比两个小孩闹别扭，原来准备给他吃的泡泡糖立即不给了。
对于马戛尔尼前来请求通商等事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报以“最文明的驱逐方式”，更紧地关起国门。乾隆在给英国女王的回信中毫不客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如果乾隆今天还掌权，他很可能还要傲慢地拒绝电灯、电脑和手机等大批“外夷货物”。
当时，法国神父钱德明劝慰马戛尔尼：吾欧人之所谓钦使多有常驻的性质，俾两国发生交涉得以就近接洽。而华人对于它国之使臣仅视为一种点染太平之具，苟非国家有庆祝宴会之盛举，则使臣可以不必来，来则亦不许其久留，事毕，即促令回国。前此葡萄牙派来使臣，中国虽亦以至隆之礼节款待之，而居留中国之时期亦不过六礼拜。此因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世界大势。初非恶化有恶意，即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中国则从来未闻有与它国订结条约之事。然谓中国人固执不化，将来永无与它国人缔约交通之一日，则又未必尽然。
这话在我们今天读来也不能不觉得中肯，且对中国未来不失信心。乾隆们为一点繁文缛节或面子，拒绝与英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平等友好交往，令人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