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特别是被称为康乾盛世的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当显著的，达到了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峰。
就从日常小事来说吧，大凡有过农村特别是江南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会记得，在各地大小道路上，随处可见规模各异、由石板砌成、平整精致的石拱桥。这些桥大多是清人留下的，而且多为民间集资建成，想来花费一定不小。
清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人口的增长，明代人口最多时大约在1.2 -1.5亿之间，经过明末的战乱，清初人口约为七八千万，到18世纪初突破了1亿，18世纪末猛增到3亿，19世纪中期更是达到了4亿多。人要活下来，总是需要吃和用的，所以人口的剧增，显著地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粮食的增多，一方面得益于耕地面积的增加，清初田亩数约为5亿亩，19世纪初，增加到近8亿亩；另一方面也与农作物管理技术的提高和高产农作物的引进有关，当时不仅南方普遍种植双季稻，亩产最高时可达7石，而且北方一些地区也开始引种水稻。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于明末清初传入我国后，迅速得到了推广与普及。
粮食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当时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到处桑树成阴；江南的沿海之地及河南的猛县、内黄与河北的保定等地，棉田遍野。此外，烟草、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十分可观。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产粮区与经济作物区之间的分工协作。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服务业的繁荣。清代苏州、杭州和南京等地的丝织业，苏南的棉织业，广东、云南的矿冶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等，无论是产量还是工艺水平都较前代大有提高。比如南京的丝织业，乾隆时拥有的织机达3万多张。
不仅如此，这些产业经营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像丝织业和棉织业逐步推及全国。而区域性单一经济作物及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经济格局的出现，导致了地区乃至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挟资巨万的布商、粮商走南闯北，远贸他乡，形成了全国性的南北、东西间的粮布大流通。会馆、钱庄、票号等商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也开始兴起并发达起来。
商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当时有的城市规模扩大，繁华有加，而且不断兴起新兴的工商业城镇。比如苏州城郊人口达到近百万，过去的郊区也成了闹市，新兴的佛山镇店铺、作坊林立，大街小巷有600多条。
农村地区的市镇也更加发达，比如，上海县明代有市镇18个，清康熙年间增加到35个；苏州的震泽镇，元代只是一个有几十家居民的村落，明中期发展成拥有家户三匹|百家的小集镇，到乾隆年间，则已是烟火不下二三千户的大市镇了。所以当时的史书常常用“市井繁华，乡村绣错”形容康乾盛世时的社会经济。
不过在这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人口的过速增长进一步激发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吏治日渐败坏，国家行政效率不断降低等等，逐步导致了流民、游民、黑社会盛行等～系列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相比较而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而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又不可能让双方进行平等互利的交往，这些都为我国日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