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有关皇帝言行的记录，由史官以编年体的方式，逐日累月记载而成。有关“起居注”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汉书》，其《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官分左右史，分记君王的言和行，这大概就是“起居注”的起源了。
据《隋书》载，真正的“起居注”始于西汉武帝时，时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马皇后则撰有《明帝起居注》。《隋书》云：“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
魏晋以后，女史换成了著作郎，由著作郎执笔记录。到北魏时，正式设立撰写“起居注”的官员，称“起居注令史”。后世一直沿袭这一制度，每朝每代都设专官记录。“起居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却是最原始、真实的史料。
帝王逝去后，史官即根据“起居注”编纂成“实录”，“实录”完成，“起居注”立即烧毁。因此历代的“起居注”后世都见不到。
即使在当时，“起居注”由于事关皇帝的点滴言行，也是被严格收藏的，就连皇帝本人也不能阅览。这样做，无非是想保证“起居注”的真实性，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资治通鉴》上曾记了这样一段事。唐太宗时，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官员是褚遂良。有一次，唐太宗很想看“起居注”，就对褚遂良说：“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而观乎？”褚遂良立即拒绝：“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
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到了宋代以后，“起居注”就必得皇帝本人过目才行了。
由此，史官的忌讳越来越多，行事谨小慎微，不敢有闻必录，只是采录敕旨，“起居注”的真实性也就随之大打折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