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注意到人口问题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他在《五蠹》中指出：“古者丈夫不更（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意思是说，丈夫不耕，因为草木所结的果实就够人吃；妇人不织布，因为禽兽的毛皮已经足够穿了。不用太辛劳就能自给自足，人口少而富足，人民相处和睦。今天，一户人家有五个孩子，孩子又有五个孩子，那么祖父尚在膝下已有二十五个子孙，人口增多财富就相对减少了，人们开始起纷争，纵使加重赏罚也无法遏制。
韩非子在《五蠹》中，给出了“民争”的原因，那就是人口增长。韩非子的观点很有预见性，但在当时不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天灾人祸，人口鲜有迅猛增长，诸侯各国甚至可说是地旷人稀。中国的人口一直都不是很多，直到清代中后期，人口猛增至四亿，这才逐渐成为国家的负担。
到了清代，学者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更生居士。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后督贵州学政。嘉庆元年回京供职，以越职言事获罪，充军伊犁。五年赦还，从此居家撰述至终）在其《治平篇》中首次对人口与财富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与分析。他以一人生二子计算，认为不出四代，就发展为二十多人，增加二十多倍，田地房屋的增加则最多不过三五倍。所以，田地房屋之数常不足，而户与口却常常过剩。
洪亮吉的分析很是细致，清晰地揭示出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与生活资料较慢的增长间的矛盾。而且可贵的是，洪亮吉还指出了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自然灾害来调剂；一是“君相调剂之法”，即国家通过政策调控。
洪亮吉的人口论有其不足与局限性，但在当时已经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