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长沙市中心走马楼发掘了古代井窖57口，其中编号为j22的古井出土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约10万余枚，于1999年发表《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以及王素、宋少华、罗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胡平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犊三文书考证》，均刊于《文物》1999年第5期。今即以此为据，略述其中反映的当时社会下层人名的状况。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走马楼吴简主要是孙吴的长沙郡治临湘县的文书档案，有关于赋税、仓储、关邸阁等内容，特别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户口簿籍，记载了很多乡里细民的名字，故可据此分析那时的社会下层人名。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中有“户口簿籍面面观”一节，披露的材料比较多，兹节引几条姓名俱全的，加以说明
1．民周明年卅盲左目( 13-7633)
2．富贵里户人公乘黄五年廿一（1-28）
3．大片里户人公乘王得年六十二龙耳眇国（2-935）
4．口会里大男周春年廿四刑右手( 4-1335)
5．义成里户人公乘黄硕年六十三刑右足( 9-2899)
从这五条看，就给我们一个基本印象，那时社会下层人也是有权起名的。五条中，四个人均有名，为周明、王得、周春、黄硕，只有一个人叫黄五，是特殊情况，用数字命名，但与身份无关。从身份上看，黄五与王得、黄硕一样，还有“公乘”的民爵。公乘在秦制二十级爵位里属第八级，延续到三国时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尊贵了，不过无论如何也要比无爵者好一些。然而两个无爵者周明、黄硕都没用数字命名，可见那时对命名并没有限制。
再一个印象是，那时人绝大多数都是单名，看来王莽发布的禁令一直深入到社会下层，三国时民间的命名也受到影响，而且不仅是男子，妇女、奴婢等也都是如此。如：
1．鼠妻汝年卅鼠子男强年九岁( 13-7636)
2．口户下奴右长六尺，户下奴进长五尺( 13-7637)
3．妻大女如年廿三五子男贤三岁(1-12)
4．护户下婢伺年八岁( 9-2868)
5．尊户下婢小女年十二( 9-2924)
以上五条，性别、身份等都很清楚，只是缺姓氏。比如第一条户主名“鼠”，其妻名“汝”，其子名“强”，九岁的小孩子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最小例子的是第三条名“贤”的小孩子，只有三岁。由此而言，当时的社会下层人在幼年时就已命名，不是成年后因社会需要才取的。
再就是奴和婢也都有名字，但略去了姓氏。第二条户主之名缺失，其家一个奴名“右”，一个奴名“进”；第四条是户主名“护”，他家的一个八岁婢女名“伺”。仅第五条例外，户主“尊”家的十二岁婢女叫小女，这显然是个家庭内部的称呼，相当于没有名字。奴婢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这些人也是已经命名的居多，亦可知对此类人的命名也没有限制。
从走马楼吴简看三国时的社会下层人名，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宋元以降，对社会下层的歧视有所加剧，就连起名字也受到了限制，名字和身份直接联系，社会阶层似有凝固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