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在商朝未年,居住在西歧(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的渭水之滨)的古亶父有3个儿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仲雍(又名“虞仲”),老三叫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昌,也就是开创代商之周的周文王姬昌。
古公钟爱昌,常常对周围的人说:“昌当兴吾业。”后来,古公年老病危,不久于人世,太伯、仲雍为了顺从父王的意愿,把王位让给李历,然后传给昌,就假托去为父王采药,远奔到了吴地(也称“荆蛮”)。兄弟两人按吴地习俗,“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意思就是通过适顶蛮夷习俗,表示不可再被用作华夏的王侯。史书记载:“吴人感怀两人之义,拥立太伯为君,太伯死后,又立仲雍。”两人的“三以天下让”曾被孔子称赞为“至德”之举。
直到今天史学界仍然没有对太伯、仲雍所奔的“吴地”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吴地”的确定已成为千古之谜,而这个迷本身又关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包括―些民族和古国的起源问题。所以,史学界直在对此进行探究。
号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吴地”是有定论的。他认为:今天的江苏无锡一带,就是太伯和仲雍所奔之“吴地”。在清代以前,并没有人对司马迁的这种说法表示过疑义。历代有不少史料记载,论证了司马迁的说法。唐代的《史记正义》中写道:“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号勾吴。”考证出了太伯的日居和他的后人都在无锡。同时代的《史记索隐》中又有“仲茱冢在吴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的记载,考证出了仲雍的墓是在江苏。据说常熟的虞山原名为“鸟目山”,就因为仲雍葬于此,才改称“虞山”。
质疑最早是出现在清代,到20世纪才激烈起来。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先生提出“太伯奔吴之地,在甘肃,不在江苏”的观点。这种说法一问世,就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和抨击。为此,卫先生又写了《太伯三封在西吴》一文与其论争。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称吴之地有三:一日西吴,在陕西陇县;二日东吴,在江苏吴县;三日北吴,在山西平陆县。三吴之所以同名,是由于吴民族迁徙于三地之故。而三吴均为太伯的封地,实因同名为‘吴’之所误。……史无明文,由考证得出。”后文又强调指出:“只有西吴,即陕西省陇县地区才是太伯的封地,而东吴、北吴都是太伯后人的封地。”
前几年,在宝鸡市附近也相继发玑了西周强氏的墓地和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又给否定“吴地”在苏南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