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商建国之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几代人励精图治，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40年刑具不用，四方来贺，民众富裕，被誉为“成康之治”，成为儒家千百年最向往的时代。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意思说：第一代人是亲兄弟，第二代表兄弟，第三代就基本没什么亲戚感情。西周开始分封的时候，那些诸侯不是亲兄弟也是开国功臣，跟天子当然很亲，很感激，很忠诚。下一代，亲情必然疏淡一些，感恩也不同——因为他继承其父，而不是直接从天子那里接手，这样对天子的忠诚度也就自然减弱一些。再下一代，再淡化一些。
如此下来，经过几代十几代淡化，还能残剩多少亲、多少恩、多少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何况，你周王也不是个个像成王、康王，而像厉王、幽王的倒不少。一家之父母如果像成王、康王，那么子女争吃争穿可以请父母做主。如果像厉王、幽王，那只好兄弟自己大打出手。春秋战国时代就这样，天子衰落得跟庙里的泥塑菩萨一样，形同虚设，诸侯之间争权夺利，烽火连天。
欧洲中世纪有个特征：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西周分封结果就如此，人们只感恩直接给我饭吃的主人（诸侯），不认给主人饭吃的主人（天子）。
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施展理想抱负的职位，却到了离京城很近的地方也没去朝见周王。周王仅剩京城附近一小块地盘作“生活费”。稍想多些开支就得向各封国讨，打仗则要靠各封国临时派出兵马粮草，这样的分封制注定不可久长！
《中国改革通史（先秦卷）》从理论高度剖析：在“尚德”原则之下进行的宗法分封的政权体制建设，确实保障了周初政治的稳定。但是，当“尚德”与宗法制结合为有形的行政机构时，便不再具有周初透过不断的武装殖民性质的封国时期的活力。不管是血缘宗法制还是政治宗法制，它最有效的功能便是稳定内部秩序，增强一致对外的实力。然而，内部秩序的稳定，必然造就对“尚德”的否定，最终改变“德”的实际内涵，即由周公一代的“保民”演变为“保王”。
所以，对西周宗法制的研讨，不在于是否“嫡长子继统”或“一世一及继统”制，只要它渐变为一种封闭的机构和僵化的行政制度后，便不可能从它之外吸取新的活力，历史发展本身便可以使之自然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