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去世不久，作为艺术形象的“包公”就在话本小说里出现了。宋朝建立以后，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大批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促进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产生。市民阶层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说话”（即“说书”艺术的雏形）等文艺形式的兴起。
而“说话”的依据就是“话本小说”。话本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是“公寨小说”，其中就有“包公案”，如《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前者讲述发生在灾年之后的财产纠纷案，经过包公调查核实后协调解决；后者写的是恩将仇报、通奸杀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谜来捉拿凶手。
从开头的“话说……”云云，到结尾的“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来看，这些话本是在勾栏瓦舍中由说话艺人说出来的，而不是文人作家所写。这一时期的包公艺术形象还不够丰富、完美，但它们却是包公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的转型期，是后来关于包公的一切艺术形象的基础。
包公的文学形象一直在发展演绎着。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包公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流传较广的十几部短篇公案小说集中，描写了包公的有《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两种，包括了100则包公破案的故事。
在这两个小说集中，开始把许多与包公并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集于他的名下，包公成了一个集侦破、审讯、判决于一身的不畏权贵的清官。这里所描述的包公在破案过程中的微服私访、欲擒故纵、掌握案犯的心理状态等，令读者叹服不已。
由此，包公形象变得丰满、生动。进入清代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公案小说向章回化、长篇化发展，包公小说也不例外。《龙图耳录》及据此改编的长篇章回小说《三侠五义》就成形于这一时期。《三侠五义》的前半部写包公锄暴安良，平雪冤狱，与庞太师对峙，众侠客大力协助；后半部写包公的学生颜查散率领众侠剪除叛党，已没有了公案的成分。
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不是单行道。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包公形象的形式是由话本到小说，而所用的则是杂剧的形式。据考证，早在宋末元初，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的宋宫本杂剧段数就是最早的包公戏的剧本。
到了元代，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空前严重，百姓渴望能有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包公的形象于是真正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据专家统计，元杂剧剧目约有六七百种，今存本162种，其中，有关包公的有11种。
在这些杂剧中，包公不单审断人间的冤狱奇案，连阴曹地府的案子也要审理了，如《叮叮当当盆儿鬼》。同时，剧本把包公刻画得日益睿智、机敏。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为了瞒过皇帝，包公将案犯鲁斋郎的名字改为“角斋即”，等到准斩的圣旨批下后，包公将三个字的另一半添上，然后杀了鲁斋郎。元杂剧所体现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它塑造的包公性格的基调，为包公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