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1046)，包拯在监察御史任上出使契丹。此时距宋辽两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已经四五十年了，宋依靠向辽输“岁币”而保持了北疆的安宁。以往宋臣出使的姿态都是比较低的，而此次包拯却显得不卑不几。
其间，辽主派接待人员质问包拯道：“宋朝在雄州关上新开了一个便门，这不是为了诱我方居民叛逃，来刺探我们边境情报吗？”
包拯立即正色回答道：“涿州也曾经开过门，如果去刺探边境情报，还用得着专门开一个便门吗？”
对方哑口无言，包拯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
包拯对朝廷用金钱买平安的做法非常不满。他曾经对仁宗上书道：“国家每年拿出钱来贿赂契丹，这绝不是巩固边疆的好办法。我们应该选择精兵强将，整顿边务，严阵以待，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他多次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徵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要他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他还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政，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食盐官营后，政府将出售食盐的地方集中于少数几个店铺里，运输食盐的任务便摊派到军队和百姓身上。由于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百姓纷纷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
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拯专门去了盐产地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收税以增加收入。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包拯又是个至孝之人。考中进士后，朝廷先后派他为大理评事，做建昌知县。他因父母年迈，坚辞不就；又派他去监和州（今安徽和县）税。由于其父不愿意跟随他赴任，他便立即辞官回家赡养父母。几年后，父母相继亡故，他仍然坚持守孝，不肯离开。同乡父老纷纷前来劝勉，很久之后，他才听候朝廷调遣出世为官。
作为人臣，出使不侮王命，在廷上能指责皇帝不要“先入为主”；做为人子，能放弃功名利禄，守护父母十余载，皆可谓难得了。
包拯不但严于律己，还订立家训以儆后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百姓所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衙路”。
包拯除对国、对君忠心耿耿外，主要的业绩是他的明察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