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是个专制皇权统治下的等级社会，由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官僚贵族统治四民，即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士介于绕冶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为四民之首，农工其次，商居其末。
“士农工商”结构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部分，是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的特征。不过自宋元特别是明中后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这一传统结构开始不断地受到冲击。
近代以前，在江南等—些工商业较为发达地区，经商已逐渐成为人们实际生活中仅次于读书做官的选择，甚至“弃懦业商”之人也不断出现。不过总体而言，这种局部的变化还不能对传统社会结构形成根本性冲击。
然而近代以来，“天朝大国”在西方列强乃至“东瀛小邦”——日本面前的不堪一击，不能不在国人心中引起强烈的震撼，一些有识之士在痛苦的反思中很快发现，外洋的富强之源首要在于“以工商立国”，传统“士农工商”的结构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一认识的普及终使明清以来不断强大的商人势力逐渐从法律上根本摆脱了被轻视的境遇。不仅“末商”对“农本”形成了排挤，士、商的地位也发生了更易。从19世纪60年代起，“商本”思想开始出现，80年代以后逐渐风行起来。“商本”思潮的产生，直接动摇了“士农工商”结构中“重农”的地位。经商非但不再是下九流的贱业，反而成了士大夫实现“救亡图存”、“经世济民”抱负的重要手段。
洋务运动中，官商的结合，士绅不断投身工商业以及清末商部的设立，不但缩短了“士”、“商”间的距离，还进一步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线。而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专制帝制的覆灭，士最终失去了依托和凭借，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基础，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逐渐取代传统的士成为社会的上层集团。
与此同时，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又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近代工人阶级。从传统官僚、地主、买办和工商业者中分化出一批人，从事近代工商交通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伴出现的工人阶级，其成员除了来自中国近代企业外，还包括外国在华所办企业中的工人，他们大都由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贩转化而来。
虽然在近代他们的力量很弱小，而且还和传统社会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毕竟是新的阶级，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代表着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的出现，是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