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作者二千余人，遍布于社会各阶层。这支创作队伍，不可谓不壮大，然而有名于后世的诗人，屈指算来，也只有几十位，多数人的姓名还是尘封在故纸堆中。唐末的郑綮，可以列入于后世有名气者的排行榜中。但他的有名，并非有传世的名作（《全唐诗》中录有三首，均极平常），而是因为他讲过两句名言，一句关于从政，一句关于诗歌创作。
据《旧唐书》本传载，郑綮中进士后，曾做过京官，因家贫而请求外任，做了庐州刺史。正当黄巢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的时候，一介书生的刺史既不知兵，也无力保土，情急之下，“綮移黄巢文牒，请不犯郡界”。这一举动，简直滑稽可笑，没料到却产生了奇迹。“（黄）巢笑而从之，一郡独不被寇”。皇帝给予嘉奖，赐绯鱼袋。后来回到京城做给事中，尽职尽责，“朝政有缺，无不上章论列。事虽不行，喧传都下，执政恶之，改国子祭酒（大学校长）。”社会舆论为他抱屈，说不能因他对朝政匡谏就置于闲散之地，“执政惧，复用为常侍”。虽然不在谏官的位置上，但只要“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这些诗，不仅内容“多侮剧刺时”，态度“激讦”，而且形式上也特别，“落格调”，不同一般格律诗，“时号郑五（綮排行第五）歇后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体，下文再解说）。称其人为“歇后郑五”。或许这些诗滑稽有趣吧，宦官有时还把它念给昭宗听。结果又出现了一项奇迹，昭宗不仅没恼怒，还认为这些诗“有蕴蓄”，并在朝廷值班簿侧注明：“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宰相）”。所谓“有蕴蓄”，是昭宗从讽刺诗中看见了诗人忧时爱国之心，厌乱望治之意。昭宗并进而想到可以启用此人来改革朝政。中书省胥吏（办理文书的小吏）赶到郑家参谒，郑綮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会真有此事，他笑而问之：“诸君大误，俾天下人并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说：“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皇帝的诏令）下。”郑綮还是不相信，一扬手说：“万一如此，笑杀他人。”第二天，任命果然下来了，亲戚朋友们齐来祝贺，郑綮一边搔着头皮，一边说出与庆贺气氛颇不协调的话：“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他多次上表逊让，未获批准，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就这样，郑綮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宰相，“既入视事，侃然守道”，但“无复诙谐”，再没有时间去写讽刺诗了。但只做了三个月，他就以身体有病为由，辞职退休了。“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这句从政的名言，表明郑綮对时事有着清醒的判断。此时的唐王朝已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再过五六年，昭宗被朱温所弑，又越二年，唐亡。其次，郑綮有自知之明，他清楚唐王朝已病入膏肓，自己并无回天之力。他坦率说出真情，不怕有损自己的形象，反而赢得了后人的赞赏。千载之后，鲁迅就为此事夸他，说他敢于说这样的真话，“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