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废除行之已久的宰相制而实行内阁制。从内阁的职掌来说，它是一种辅助皇帝决策的制度，同时又具有秘书型、顾问型和学术型等多种职能特点。军国大政，悉由票拟（即站在皇帝的角度拟定关于朝廷政事的意见，由皇帝定夺），是内阁政治的主要特点。内阁在其职权的行使过程中，与皇帝、宦官、部院形成三种基本的权力关系。内阁制度是死的，阁臣则是活的，内阁权力的水平与大小，实际上取决于运用这种权力的主体即阁臣的素质、际遇等。有的学者根据阁臣的政绩、为人及其权力水平，把明代内阁分为贤相型，如明初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权相型，如张居正、夏言、徐阶等；奸相型，如严嵩、温体仁、周延儒等；阉相型，即依附于宦官的阁臣，如焦芳、顾秉谦，冯铨等；中材之相型，如胡俨、申时行、杨嗣昌等（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在同一类型中，因人而异，还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如奸相型，严嵩、周延儒可称之为大奸相，而刘吉、万安等则可以称之为小奸相。与严嵩等相比，他们在作恶、专权、贪忮等方面虽有不如，但心术之坏，政纪之差则并无两样，从本质而言，实是一丘之貉。
刘吉，博野人。明英宗正统十三年进士及第，历仕英宗、宪宗、孝宗数朝，一直官运亨通。刘吉的为人，一是善于矫情邀宠。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刘吉遭父丧，按封建礼制，他应该告假回乡“丁忧”，但不久，宪宗就下诏“起後”，令其丧服未满就出仕，这种做法称为“夺情”，即为国家大局而牺牲小家利益。此时的刘吉，一方面“三疏恳辞”，希望皇帝能成全他的一片孝心，以求终制；另一方面，又“阴属贵万喜为之地”，即转托人情，说动皇帝慰留，得以不离开内阁大臣的职位。这一着果然奏效，皇帝“不允”，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好官我自为之”了（《明史•本传》）。这种“夺情”的把戏，在明代历史上演出过多场，如成化时的李贤，万历时的张居正，崇祯时的杨嗣昌，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君臣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
二是顺从君欲，对于“帝失德，无所规正”。宪宗事斋醮、轻内阁，长期不会见大臣。大学士商辂和彭时力请皇帝召大臣议政。及入见，万安又惊慌失措，“顿首呼万岁，欲出”。彭、商不得已，也叩头而出。以至宦官嘲笑说：“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只知呼万岁耳。”时论嘲之为“万岁阁老”（《明史•万安传》）。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内阁基本上是为万安、刘翊和刘吉三人把持。“（万）安贪狡，（刘）吉阴刻。（刘）翊稍优，颇善谈论，人目为狂躁”（《明史•刘翊传》）。均为时论所轻。“刘吉嫉害六卿，虽未至如有徐有贞、万安之狠毒，而怙权挟诈，蔽上行私，排抑忠贤，也自来所无者也”（雷礼《内阁行实》卷六《刘吉传》）。由于他们对皇帝失德处，对国家府库空竭、爵赏猥滥的局面无一语救正，所以社会上流传着“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形象揭露出了他们尸位素餐的腐朽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