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一词最早见于唐朝，泛指歌舞以外诸如杂技等各色节目。到了宋朝，“杂剧”逐渐用来称呼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三段内容互不连贯。
元朝时，杂剧发展至鼎盛，大都以及各地的杂剧演出非常活跃，作家辈出，名作如林。元杂剧结构相当严谨，一本戏基本上可以分作4折。这种分折结构符合戏剧情节发展的起、承、转、合的一般规律。4折之外，还有短小的具有开场或过场性质的楔子作为补充。与唱腔有关的角色分行是由宋杂剧和金院本发展而来的，分工更为明确、细致。
元代杂剧的作品虽然是汗牛充栋，但他们的这些格局标准却很整齐划一，仿佛是约定俗成不得违规一样。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不然，它不仅长到五本21折之多，而且根本无视“旦本”“末本”的戒律，所有进入剧中的 人物，只要剧情需要，都可以有说有唱，这就远离了“正宗”杂剧的基本模式，类似于宋末已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规模较大、折数不限、人物说唱自由的“南戏”。
由于内容的需要，王实甫或许受到南戏的影响，也或许有意向杂剧的划一规模挑战，因此《西厢记》的构架有违于当时元杂剧的格式要求。于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虽然认同《西厢记》为优秀剧目，却很难把它视为“正宗”杂剧，所以，他的作者也自然就不能跻身于元杂剧“四大家”之列了。明初，杂剧进一步宫廷化，代之而起的有体裁简短的短剧和专唱南曲或兼用南北曲的南杂剧，其中虽有少数较好的作品，也终于不能挽回杂剧衰亡的命运。至此，杂剧艺术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