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等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已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特征，被认为是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方氏之后的继承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大櫆和姚鼐。因方、刘、姚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后经充实发展，逐渐成为一个体系。方苞谓为“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其义经法纬之说，则是要求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在为文上，方苞倡导“雅洁”，反对俚俗和繁杂。
方苞之后，刘大櫆发展了有关“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说。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强调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即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文）。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行文则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颇具特色。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为桐城派的代表作品。该流派对清代文坛影响极大，无论是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还是流行、熏染区域之广，在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便是清乾隆年间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客观上，桐城派对矫正明末清初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桐城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北京大学国文系就曾是桐城派的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