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的集合体，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如契丹、鲜卑等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民族互相学习，通权达变，最后形成了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是许多民族互相融合，不断审时度势，自觉地通权达变的过程，基本上是渐进的，但有两次是以行政命令的比较激烈的变革而完成的。
一次是战围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胡是当时中原民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赵国的人穿的衣服是宽袍大袖，虽然看上去风度翩翩，却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打仗时非常不方便，尤其是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这是汉族的先祖向少数民族学习，反过来，少数民族也在向汉族学习，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为例。
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拓跋宏崇尚中原文化，他登上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地实行汉化运动，主要是在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他把帝室的姓由拓跋改姓“元”（元，第一）。带头讲汉语，穿汉服，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矛盾，而且使二者从血统上进行融合，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诸多“文革”遗留的问题，如果仍然坚持“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那么，在分析国内形势的时候，必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缺少起码的信任，“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派性”就不能消除，许多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一大批老干部，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不能解放，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必然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于是坚持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就不可能有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的良好环境，就不可能全心全意搞建设而只可能整天忙于“深挖洞”，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好转。在这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通权达变，在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之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实行改革开放，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就让中国从“站起来”发展到“富起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让许多曾经对中国不屑一顾的外国人也不得不说：“世界离不开中国！”。事实告诉我们，党中央的改革开放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