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朱熹说，“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着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撅，亦不能安。”（《朱子语类》）我们在有关命名禁令这样一件小事上，确实萌生出和朱夫子同样的感想，宋徽宗的朝政，连小事也是一塌糊涂。封建社会中等级限制无处不在，唯命名的自由程度相对要大得多，对此也颁禁令，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是更加不得人心而已。
这件荒唐事持续时间不长，据《容斋续笔》载：“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可能是宋微宗自己也觉察到太不像话，取消了禁令。
像宋徽宗这样的人，既擅长书画，又热心宗教，即使是身为最高统治者，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氛围，他也不会在名字这样的细枝末节上施展淫威，刻意要显示其独裁专制的手段。我们知道，北宋建国，承接的是五代乱离的局面，封建纲常名教大坏。宋太祖统—全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秩序。在意识形态方面，儒者大倡“尊王”，积极恢复纲常名教，至理学问世，提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皇权的至高无上，它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又在人们头脑中树立了起来。到徼宗朝，独裁统治又由蔡京等人的助恶，演化为黑暗政治，禁锢元祐党人，刻碑悬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对于命名的内容有所禁限，也是大环境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