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洋务运动”、中日战争接连失败，又目睹日本战胜俄国之后，慈禧们才勉强承认自己的政治体制确有问题，接受康有为们的政治改革建言，启动“戊戌变法”。当时，连翁同稣的思想也发生180度转变，军机大臣孙家鼐说：“今日臣士愿变法者，十有六七，拘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几乎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但改革一实施，旧的利益集团立即感到受伤，马上变成强烈反对，慈禧便选择守旧，变法仅百日便流产，让谭嗣同等六位扁鹊身首异处。可见，这时机还早了些，还得多遭受几年苦难。
清统治者感觉更痛了，不得不承认军事、经济、文化都明显有问题了，才可能推出“洋务运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时机仍未成熟。当时挺开放，直接聘用不久前的敌人——西洋人为清廷高官。这些洋官不想尸位素餐，积极调研，为清廷全面深入改革开放出谋划策。1865年11月，时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上呈《局外旁观论》，直言不讳称：“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战败的根本原因“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为此提出一系列建议。同时，英国公使馆参赞、著名汉学家威妥玛呈报《新议略论》，也坦言如果再不“借法自强，改革振兴”，“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将成问题。在提交这份改革建议书的时候，英国公使还特地发了一份外交照会，郑重督促清廷加速改革开放。清廷对这三份建言虽然感到刺耳，但不能不有所重视，便转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要求他们认真读一读，并将意见呈报中央。结果，地方高官出现两派：满族高官认为这两份建言是列强“求媚于中国”，建议不予理睬；汉族高官则认为“危词恫吓”，“傲慢之谈”，如左宗棠认为英国的“来复枪”还不如我们的土枪，刘坤一认为铁路、电报没什么实际用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
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诋，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獗，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等衅之端，随时皆有。
在这场大讨论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千年前的扁鹊与蔡桓公。英国人想当“下医”，也热脸贴了冷屁股。历史证明，“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的预判不虚。假如当时采信，那很可能避免了后来一连串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