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华民族历史的高度看，不少朝代之创本身就是一大成功的改革，一大耀眼的中兴！
王安石说：“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据记载，西周分封的诸侯国达1773个。这么多诸侯国弱肉强食，战乱不已。清初恽敬描述：“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并四海一切皆扫除之，又更七雄者也。”
秦始皇吸取历史教训，不再分封，改行郡县制。实际上，从此至清末中国不再“分封建国”，而是“反封建社会”即“中央集权社会”，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近几十年习惯于称“封建社会”，这里从众。不论怎么叫法，秦始皇新行的政体是一大惊天动地的改革。
可是，儒生淳于越公然反对：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久长者，非所闻也。意思说周朝之所以长达一千多年（其实，包括西东周也不到千年），得益于分封子孙和功臣。如今皇上拥有天下，您的子孙却沦为平民，万一有人发起叛乱，谁来相救？
显然，淳于越的出发点是为秦氏着想，只是太迂腐。试想：古人如果真那么伟大、古法真那么灵验的话，为什么那些朝代作古而不延续迄今？如果“官n代”们真那么可靠的话，哪来那么多抢班夺权、弑君弑父之事？有目共睹的是：历经数百年分封与被侵，到公元前256年，东周王自己的地盘仅剩36村3万多人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乡镇，其他地方都是诸侯的且相互间争战不已，惨不忍睹。
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指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氏皇位极短，但秦氏体制极长，直到清朝基本都是沿袭秦制。所以，芬纳说：秦始皇“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却是决定性的”，“标志着统治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创新”，“帝制时代的历代中国政府都只是它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认为“在世界历史上，也没哪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在政府体制方面留下如此伟大而不可磨灭的印记”。
然而，正如南宋叶适说“有大利必有大害”。“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的改革有如跷跷板，这头起来那头下，那头起来这头下，不可能一劳永逸。鉴于秦之暴亡，刘邦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建国初实行“郡国并立”的双轨制，即适当恢复分封制，将东部半个帝国分封给儿子及功臣，但其政权由国家官员掌管，各地继续作为“郡”和“县”按秦制统治，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事将领称王称侯的欲望，又基本保证了中央集权。
鉴于三国、东西晋和南北朝大乱，隋朝也进行过大改革，实行六部制，避免权力集中于丞相；实行科举制，唯才是举，避免过分依赖“官n代”。芬纳认为杨广“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价值能够被后世子孙所证明”，应当被称为继秦始皇之后“中华帝国的第二个缔造者”。只不过他像埃及第三、四王朝或像秦始皇一样患有“巨人症”，但那些负面的“多数描述只是儒学史家们制造的神话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