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实行的两税法，确定了把土地、财产作为纳税主体的准则，使赋役形态由以人丁力役为主转变为以实物为主，是税制史上的一大进步。此后一直到明代的历代统治者基本都沿用了两税法，但又有所变化。
两税法规定所有赋役悉数并入两税，但到后代，两税实际上只成了田亩税，两税之外，另有杂税和徭役。明初，赋役制度相对比较简明，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项，徭役“计田出夫”，根据田产多少确定应服摇役的轻重。中期以后，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并隐匿土地，各种杂税开始出现并增多，赋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这样，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堪重负，不得不纷纷逃亡。
但逃亡者留下的赋役政府却不予免除，而是要同一里甲的乡亲包赔，这又迫使更多的人逃亡，造成了赋役重——逃亡——包赔—一赋役更重——再逃亡的恶性循环，使得政府赋役的征取也越来越困难。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万历时，首辅张居正在总结局部地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把各州县的田赋、杂税附加和差徭合并为一条，折合成银两，然后主要按田亩征收银两。它的特点在于赋役合并，按亩计税，以银交纳。改变了过去赋与役平行征收的形式，使税制开始由赋役制走向租税制，由实物税走向货币税，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对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条鞭法实施后，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推行中并不彻底，各地合并力度也不—致，没有一个地方完全做到赋役合并，计亩征银，只是把—部分人丁税并入田亩中征收。
清初沿用了一条鞭法，不过推行也不彻底，人丁仍要负担一部分赋税，丁银和田赋仍然是各自独立的税目。康熙时，在国库充裕的前提下，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银固定，随着人口的增加，人民的丁身负担将会实际有所减轻，但丁身负担还在。
雍正时，清政府又宣布实行摊丁入亩，将丁税全部摊入田亩中征收，这样丁税在实际征收中就变成了田赋。这一制度简化了税则，既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减轻了贫苦无地农民的负担。标志着秦汉以来逐渐减轻的人头税的最后终结，为人民较为自由的流动提供了便利，从制度上进一步削弱了编户齐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