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是亚洲的帝国，周边国家长期“慕夏”。日本在公元646年开展的“大化改新”运动，就是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从政治到经济方面进行大改革，实现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跟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汉化”一样，连年号都中国化。19世纪欧美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纷纷入侵亚洲，日本和中国一样被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也面临亡国危机。不同的是日本及时进行深刻的自省，发现儒学已落伍。“神医”杉田玄白率先否定“中国中心论”，提出：“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诚然如此。在孔子时代，“中国”其实非常之小，只不过专指中原一带。当时的楚国（今湖南、湖北及河南南部）就不属于“中国”，而受到“华”的歧视。楚王熊渠坦诚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后来交通扩大，所认识的“天下”差不多也只是亚洲，当然还是居中之国。而今，发现世界实际上是个大大的圆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更要命的是，居然还发现天边地角有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文化。
荷兰是个西欧小国，才相当于两个半北京，且70%处于海平面之下，经不起潮汐的侵袭，人口迄今只有1000多万。直到1579年，它还只不过是西班牙王国的北方一省。但1588年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后，一鸣惊人。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破天荒“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当时欧洲宗教迫害严重，荷兰却勇于改革开放，崇尚自由贸易，不论信奉什么宗教，都欢迎到荷兰做生意。于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朝荷兰奔去。荷兰迅速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这样一种骤然巨变，深深地启发了日本人。是继续学中国求稳，还是学荷兰求变？步入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像以往千百年那样“稳”了，只能求变。这历史性的抉择，日本比中国眼明手快多了，毫不含糊。他们将荷兰文化誉为“兰学”，而将儒学贬为“固陋”，并嘲笑中国是“夜郎国”。
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其中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