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夏、商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许多王朝，表面看，好像是个万花筒，其因果关系难以琢磨。但深入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其在时空演变中的一些人地关系的线索。
其中，各个王朝的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视角。
其一，夏、商两朝各有7个首都，首都之多是以后王朝所不及的。其首都之多与形势有关。从尧、舜的部落联盟，转向家天下的王朝，是一项制度上的大变革。王朝对全国范围的控制，一是需要有较大面积的疆土和数量多、战斗力强的军队，二是要取得方国的支持，同宗族方国自然容易支持，对异姓方国则需要进行控制。所以，要有强大的控制力量，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占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为此，就需要根据条件而适当迁移，所以每个王朝都有较多的首都。
其二，每个王朝都以其原先发迹兴起之地为基础，向有利于其不断发展之地转移。夏兴起于河南西部，在建立夏王朝时，对夏集团以外地区，控制力量较弱，故首都仍在阳城及其附近地区。少康与杼中兴，才能分别将首都迁于原与老丘，目的是加强军事与政治力量对该地区的控制并扩大疆土。以后再迁西河也是为解决西部多事之地的决策。
商在汤的多年反夏活动及最后击败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建立王朝后立即迁都于偃师与郑州两城。后来在王朝末期迁都于殷地，对西北地区疆域的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可见，凡是王朝兴盛时期，首都区位选择适当，首都延续时期就长，对周围地区的扩展与政治稳定就起着关键作用。
其三，王位继承制度及政治的衰败带来的内乱，导致首都随之频繁变动。在夏朝，继承制度没有见到定制，17个王中只有两次是兄弟之间的继承，也未因此而引起内乱。但少康失国的政治衰败，引起诸侯入主，导致相出逃而使首都转移到帝丘与斟灌。少康与杼恢复王朝、稳定局势、扩大疆域的中兴，而有首都回迁到斟寻，迁移至原与老丘，这与相迁都情况不同。
在商朝，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在31个王中，只有7个是父传子，大多是兄终弟及。在第十一代至第十八代时出现王位之争，结果多次导致迁都。可见，夏、商两朝凡内乱造成的迁都，时间都比较短促。夏相的首都迁移是向其宗族方国方向，商的首都也多向原商的地区转移。
其四，安阳是夏、商原地区以外首选的首都区位，是夏、商两个王朝47个王中16个王建都的地方。这里在太行山东麓阶地上，雨量较多，土地肥沃，既无水患之害，又有雨水充足之利，是农业发达的地方。这里背有太行山作屏障，南、北有漳、卫两河及河岸高地之阻，东有宽阔黄河难以逾越，是一个内里粮足兵多、外有山河以助防守的兵家必争之地。这种内、外相结合的优越区位条件是三角形其他两端所不具备的。所以，夏、商两朝选择此地作为首都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这个三角地区，由于其文化的基础，优越的农业条件，是我国夏、商两朝古文明的发源地。首都的频繁迁移使夏、商两王朝所代表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统一的中华文化。正是从这个三角形的地区，随着两个王朝的兴旺向周围其他地区扩展出去，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起始文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