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实录无隐，这是中华民族一贯崇尚的史学美德。实录的最早典型，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董狐。据《左传•宣公二年(前607)》载：晋灵公残暴不仁，大夫赵盾多次进谏，灵公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多次要置赵盾于死地，赵盾只好逃亡。逃亡期间，赵盾的弟弟赵穿在桃园把灵公杀死了，迎接赵盾回朝。对这一事件，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下了五个字：“赵盾弑其君”，并把它宣示于朝。赵盾辩解说：“事情不是这样。”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竞（境），反（返）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即使不是你亲手杀死灵公，也是你指使干的。孔子听后高度赞扬董狐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董狐的做法，在今人看来，或许有可议之处，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是一直把他视为实录的典范。而实录精神的真正发扬光大，无疑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汉书》的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颇多非议，但他对《史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却是由衷地赞美。到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他所撰写的《史通》（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中，从理论上对实录精神作了总结，提出了史书应“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原则。他强调史书记事要“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反对“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史官应该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大无畏气概和不惜牺牲的精神。这些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语言，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叫实录。
刘知几是从理论上阐述实录的原则，他的同事与朋友，史学家吴兢则是通过记述往事来表达同样的主张，认为实录史事，才能取信于后人。吴兢在其名著《贞观政要》卷七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并兼任起居注。起居注的职责是侍从皇帝，记录皇帝的言行。唐太宗虽是封建时代少有的明君，但也担心史官记下他的不良之举，于是就以“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为借口，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的要求，褚遂良一口拒绝，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唐太宗听后，还不死心，又试探性并且不无胁迫性地问道：“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毫不含糊地反问：“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虽然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态度也很明确，他对太宗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吴兢记下这件事，显然是要求人君必须有太宗的风度，而史官则必须有褚遂良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