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执政时，百般宠幸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到她的晚年，两张权宠日盛，“倾朝附之”，检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冒着极大的风险，挺身而出，上奏武则天说：“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节，使小人得在君侧，臣之罪也。”把矛头直接指向张氏兄弟。武则天看到奏章很不高兴，两张对魏元忠更是恨之入骨。武则天身体有病，张氏兄弟担心她一旦死去，失去靠山，就加紧了陷害元忠的阴谋。他们捏造元忠与司礼丞高戬在一起密谋，说过“主上（指则天）老矣，吾属当挟太子（指中宗）而令天下”的话，然后把这句话报告给武则天。则天一昕大怒，一面下令把元忠逮捕下狱，一面召太子和诸位宰相到朝，令昌宗与元忠等人殿前参对。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反复不决。这时，张昌宗就引出凤阁舍人张说出来作证。张氏兄弟策划捏造元忠罪名时，曾诱迫过张说作证，张说也曾“伪许之”。等到事件爆发，张说听说则天要召他到御前对复，顿时“惶惑迫惧”，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另一位“耿介有大节”的风阁舍人宋景站出来，大义凛然地开导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缘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举也。”张说被他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话和以死相救的精神所感动，上殿廷对时，“确称元忠实无此语”，这样才使元忠免于一死。
对张昌宗诱迫张说诬证魏元忠，而张说曾一度动摇，态度暧昧这一件事，《武后实录》如实记载说：“（张）说已然可，赖宋景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太子）且殆”。到睿宗时，张说官至宰相，读到这段记载，“心不善”。他明知这是吴兢写的，却故意把事情推到刘知几身上，虚伪地对吴兢说：“刘生（指刘知几）书魏齐公（即魏元忠）事，不少（稍）假借，奈何？”言下之意就是要吴兢通融通融，加以修改。吴兢也心知其意，却不肯顺水推舟做人情，反而把话挑明，说：“子玄（刘知几字）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稿）故在。”把张说弄得十分狼狈。事情传出后，“闻者叹其直”。后来，张说多次求情，请求修改，吴兢都坚决拒绝，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始终不加修改。吴兢的做法，赢得了人们的赞赏，时人以“今董狐”称呼他。
吴兢是一位热心撰史，勤于职守的史学家，《新唐书》说他“少砺志，贯知经史”。自武则天时入史馆参修国史起，经中宗，到玄宗，居史职近三十年，中间外出为官，也“以史草自随”。他所撰写的史书甚多，现传《旧唐书》的前部分，就有不少是他撰写的《唐书》的原文。他以实录精神自律，又如此勤奋不懈，所撰史书，被人们誉为“良史”，自然是名实相符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