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多说好，还是少说好？这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
“慎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告诫后人：“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俗话说的“三寸舌头害了六尺身”“胶多不粘，话多不甜”“狮舞三堂没人看，话讲三遍没人听”和成语“祸从口出”，都从不同的角度，要我们“想好了再说，不要说了再想”，也就是要“慎言”。
为什么“狮舞三堂没人看，话讲三遍没人听”？这是心理学中的“超限效应”在起作用：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就会引起受刺激者心理的极不耐烦或心理逆反。
鲁迅先生笔下有一位典型的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祥林嫂，她的阿毛被狼叼去了，她老是见人就说：“我真傻，我只知道冬天有狼……”，开始人们陪着落泪，渐渐人们只有同情，后来人们实在不愿听她唠叨，她刚要说话，别人就说：“我真傻……”，并马上走开了。
但话太少也不是好事。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我们常说“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的前提是“知人”。世上固然有识千里马的伯乐，但是正如韩愈老先生在《马说》中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没有伯乐或伯乐没有发现自己的时候，不妨自己表现一下，证明自己确实是好马。而表现的第一关，往往是通过语言让别人认识你，知道你，了解你，达到让对方“知”而后“任”的目的。古时候的毛遂，就是这样自荐的。
话的质量和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朱元璋和陈友谅、张士诚争天下的时候，谋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短短九个字，就为明朝的建立奠了基。诸葛亮的《隆中对》比朱升的话要多得多，但被敌人撵得四下逃跑的刘备，就是通过《隆中对》的透彻分析，才确定了目标，明确了敌友，和东吴的孙权建立了统战关系，最后当了西蜀政权的皇帝，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可见，话不在乎多少而在于该不该说，说得好不好。就像饭吃多了不好，吃少了也不好，合适最好是一样的道理。英国有一句谚语说：“能言是银，沉默是金”，金和银都是好东西，关键是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