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户口增加。公元2年，全国民户223.36万，口5959.49万，为西汉时最多。社会动乱后，人口大为减少。经刘秀统治30余年，户数和口数均增长近一倍，其中部分就是度田的直接效果。
二是豪强地主有所收敛，官吏不敢继续扩大私有土地。如邓禹，算是开国功臣，但他“常欲远名势”，还严格教育子孙“不修产业”。又如樊宏是刘秀的舅舅，屡立战功，被封为寿张侯，但他为人谦柔，常要求子女说：“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
专家学者统计，当时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生产谷物1000公斤左右，每人年平均占有粮食约320公斤，每人年平均口粮约243公斤，亩产一般在50-100公斤，最高可达250-350公斤。从此之后直到近代，历代农业生产率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那时全国人口也回升到5000多万，这是个缩小了大约20%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中国历史上的总人口，从汉至明始终在5000-6000万。
宏观来看，“光武中兴”的意义更非一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葛剑雄认为：“空前强大的盛唐发轫于东汉，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处的格局也肇始于东汉。”历史对刘秀本人评价很高。秦汉史学家黄留珠说：“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两项头衔的皇帝。刘秀的‘中兴’，是重建了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这个新的王朝仍然沿用了‘汉’的称谓罢了。”著名学者南怀瑾说：“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