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我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包容在形成汉民族统一文化的进程中，当时姓氏的使用情况与后代不同，各家族的氏变动不居，因而很难看出姓氏在其中的作用。
两汉魏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迁入内地，在长城以内杂居。有人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内迁的少数民族处境比较艰难，当兵是主要出路，有人沦落为奴隶（如石勒）。趁晋室纷争时机，中原地区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少数民族的枭杰人物挥兵驱驰于北部中国。
在社会大动荡的痛苦过程中，却孕育出民族融合的婴儿。如建立前秦政权的苻洪，他的姓氏很有典型意义。苻洪是氐族人，原称蒲氏，改姓是由于谶纬迷信，谶文有“草付应王”的说法，遂姓苻氏。相信谶纬之说，证明苻洪对汉文化的了解已经很深。而前秦苻氏所包含的汉文化内涵，又能表示氐族在建立政权前夕的汉化程度。
再如石勒，羯族人，初名勺背，无所谓姓氏；祖父耶奕于，父亲乞翼加（一名周曷朱），用汉族的文化传统来衡量，看不出家庭中的血统关系。直到做将军领兵时，才“以石为姓，勒为名焉”，这个汉族式的姓氏因此固定下来，成为后赵政权的皇室姓氏，子孙都一如汉族习惯，以石为姓，相沿不改。
北魏孝文帝是用行政手段来推进鲜卑族的汉化，迁都洛阳后，令鲜卑族人改服汉装，改说汉语，变革政治制度，等等。
在推行汉化的措施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改姓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和长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等，把一百多鲜卑族姓氏改变成汉姓式样。改姓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和南朝一样，建立门阀制度，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门第选才任官。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改姓，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如北魏太武帝时改为源氏的秃发氏，在北齐时有源师，其人做尚书左外兵郎中这个官，因与录尚书事高阿那肱讨论真龙出现问题，竟然被斥为“汉儿”（《北史-源贺传附源师传》），已认为他是汉族人。
五代时，建立后唐政权的李存勖本是沙陀人，李姓是唐朝赐给他祖父的。他的政权建立以后，俨然以李唐王朝的传人为号召，奉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与他自己的曾祖、祖父、父亲合称为七庙。后唐李氏的举措，居然是不以异族自居，而且对周边民族摆出了大汉族的架子，后唐明宗（李嗣源，李存勖养子）先是给契丹突欲赐姓名为东丹慕华，后来又改赐姓李，名赞华，就是个十分有趣的例子，赐名中的含义很明确，就是要契丹首领向慕华夏，襄赞华夏。推究真意，此处所谓华夏，其实就是指他的后唐政权。
尽管后代史家对这个沙陀家族好感不多，但在当时他们是一心维护汉族统治阶层的利益，并且把唐王室赏赐的那个姓氏看得很宝贵，同样赐予其他民族的人士。那时的政治形势要求他们融入汉族，长远地看，走上民族融合道路的意义却远远大于其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