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质上是开新政，开新政的一个前提是否定旧政。如果旧政一切很好，那就不用改革。秦穆公时，秦国已称霸西部，他知足，自然不会再搞什么改革。秦孝公心胸更大，认为没资格参加中原的盟会，还时常遭受韩、赵、魏等国侵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提升“国际地位”，这才不惜重金从国外引进改革人才。没有正视不足，没有更大的政治抱负，不可能会有真正的改革，也就别梦想什么复兴！
刘彻《罪己诏》是个好发明，为“昭宣中兴”打下好基础！可惜，犯错犯罪的帝王源源不绝，能“罪己”的屈指可数。既要改革复兴的实惠，又想确保根辈父辈永远正确的虚荣，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错都不肯认，诚意何在？人民哪有那么好愚弄？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一方面看到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军事诸方面的落后，另一方面看到西方的先进，于是放下身段，隐瞒真实身份，装成一个下士，自称是“去西欧寻师求教的学生”，亲自到西方学习。其诚其恳，令人动容。在东普鲁士，由于学业优异，被总工程师称为“出色的炮手”。在荷兰，造船厂的老师在毕业证书上称他“是一个勤奋、聪明、手艺精细的木工，学会了造船和绘图设计”。同时他学会穿西装，剪掉传统的大胡子。一年半后回国，在各方面实行大改革，改变落后、闭塞的状态，使俄国很快变成欧洲强国。在这方面，慈禧后来也可圈可点，如公开委派考察团赴西方几国考察，但与彼得一世相比显然差一截，难怪改革之功差更多。
新旧帝王交替，如同现代政府换届，是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前任如果干得不错，问题不明显，需要的是锦上添花，倒是不太利于推新政。前任如果干得糟，积弊显而易见，民怨挺大，需要的是拨乱反正，那更有利于改革。朱厚熄后期27年躲在深宫不上班，弄到宫女谋杀他的地步，可以想象暗地里多少人咒他快死。朱载重在外生活13年，对时局了如指掌，但他是第三子，离太子、皇位太远，只能急在心里。没想两个兄长突然逝世，意外轮到他。当时首辅徐阶十分勤政，皇上交办的事通宵达旦也要干完。在朱厚熄临终前夕，徐阶与朱载重一拍即合，连夜起草遗诏，利用朱厚熄的名义宣布：“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所谓“牵复”，即牵引回复正道。第二天一早宣布遗诏，新帝继位，新政开始，一天都不拖延。再说，以先帝本人的名义认错、纠错，可以减轻继任者行新政的压力。
无独有偶，万历更过分，留下问题更多。朱常洛如法炮制，以万历遗诏的形式罢停朝野抱怨已久的矿税、榷税及监税宦官，发放拖欠已久的200万两银慰问辽东前线将士，迅速开创新局面。如果他没暴亡，很可能也会开创一个中兴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