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很有大志，一上台就改变先皇“无为而治”的国策，不再与匈奴“和亲”，不惜代价征战四方。同时，刘彻本身奢侈无度，加之天灾人祸，“财用益匮”。前123年，即刘彻上台第17年，财政部报告：“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为此，刘彻不是悬崖勒马，停止意义不大的征战，改行节俭，而是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敛财，如：
——卖官：诏令民买爵赎罪，每一级约两万钱，买到“千夫”的可以优先为官。不仅把官场搞乱，还因为买到大夫可以逃兵役，官府可征调的役夫日益减少。
——缗钱与告缗：前117年颁布“缗钱令”，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随后还出悬赏，赏给查出赋税的一半。结果国家发了一笔横财，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却几乎全都破产。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一书中评论：“在汉武帝的多项财政税收计划中，如从利害得失方面而言，则算缗钱与告缗这项措施，最为困扰人民了。”
——均输与平准：前115年开始试行“均输法”，五年后在全国实施，民间进贡土特产用不完的不必送京师，改送中央派驻各地的“均输官”，在那里暂存听候调令，多余可以就地出卖。与此配套，还有“平准法”，即由官府收储天下百货，价高时出售，价廉时买入。一是商贾无法与官府匹敌，无法获利。这两项新政说是方便百姓，实际上是官府在做生意，与民争利。二是如《盐铁论》所说“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指强迫缴纳百姓所无的土特产，百姓只得将自己所有的贱价卖出，再向商贾高价购入官府所指定的。如此一卖一买，百姓两头吃亏。
——追溯富人罪：前114年推出“株送法”，即追捕“世家子弟和富人骚扰百姓”案，几千人受牵连，但其中愿意上缴财富的可以入补郎官。
此外，还有盐铁专营、用钱买刑、鼓励官民直接向国库捐款等等。从国库角度看，这些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从百姓或者从国家长远发展角度看则相反，无非饮鸩止渴罢了，国家危机不仅没能解除，反而加剧。所幸他本人死前终于意识到，主动以“罪己诏”的形式悔过，取得人民谅解，为继任者的改革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