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国理家，一直有重视植树、特别是种植果树的传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在深山居住，拥有千棵樟树；在安邑，拥有千棵枣树；在燕秦地区，拥有千棵栗树；在蜀汉江陵，拥有千棵橘树；在淮北常山以南、济河之间，拥有千棵楸树；在陈夏地区，拥有千亩漆树；在齐鲁，拥有千亩桑麻；在渭川，拥有千亩竹，这样的人家，其富庶程度可比王侯之家。
三国时吴国的丹杨（也称丹阳）太守李衡，种植柑橘树千株。临死告其子说：你们的母亲不愿让我多治家产，担心你们会因多财而奢侈淫逸，不过我们家现在也太贫穷了。我有千头木奴（即柑橘树，古有“木奴千，无凶年”的谚语），可使你们衣食不缺。至东吴末年，李衡所植柑橘树茂果丰，柑橘卖后每年可有数千匹绢的收入，家道殷足。
汉代蒙童读物《急就篇》说：“园菜果菔助米粮。”说菜果不但可以作为副食以助食用，也可救饥馑防备凶年。《齐民要术》中引《术》书曰：“东方种桃九根，宜子孙，除凶祸。胡桃（核桃树）、柰桃（山樱桃树）种，亦同。西方种梓、楸九根，延年除百病。北方种榆九根，宜蚕桑，田谷好。”又引《杂五行书》曰：“舍西种梓、楸各五根，令子孙孝顺，口舌消灭也。”这些内容虽然有些神秘主义的味道，但总与富足备荒、免灾除病联系在—起，倡导、督促民家多植树木。
历代王朝出于富国与防灾的考虑，对护林造林也多重视。周代设有管理林政之官，并对砍伐山术作出规定：孟春之月、孟夏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百姓砍伐山木，并派虞人之官人山巡查。至季秋与仲冬时节，才能有限度地采伐，以保护森林资源。
秦始皇虽因建阿房官而滥伐山林，但在全国修驰道时，又在道两边每隔三丈植松树一棵，翼护道路，开大规模植种道树之先河。东汉将作大匠（负责王朝土木营建等事的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掌管栽植栗漆梓桐之类树木于大道两侧。植道树既可护路为荫，又能收其果实之利。
北朝西魏时，官道两侧每隔一里有一“土候”（用土累建的路标，用以记里程），经雨颓毁，常需修护。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后，下令在本州官道“土候”处改种槐树为记，受到当权的宇文泰的赞扬，下令推行至全国，搞了一次规模不小的种植道树活动。
宋代因河患频繁与森林资源匮乏，更认识到林政的迫切性，多次诏令保护林木，同时奖励民众植树。
不过从历史上来看，许多王朝鼓励埴树，多限于种植获利较快的经济林木；封禁山林之令，也多是为了独占山川之利与防止民人相聚为乱的目的，很少从备荒与治理荒源的角度去重视林业发展，缺乏宏观长远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