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英宗于1067年驾崩。传位于太子赵顼，即为神宗皇帝。而此时，建国一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其政治、经济、内政、外交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特别是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皇祐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王安石变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自皇祐至熙宁，只有二十来年，北宋朝廷财政收入由3900万增到5060万，增长的速度达12. 6%，这个速度不能算慢。而在这二十年时间里，财政支出却由1300万增加到5060万，增长速度达到38%，比收入增长快了许多。财政收入的增加加重了人民负担，但增加了的财政收入并没有使国家经济有所好转，有许多年份甚至出现了巨额赤字。
而同时，辽、夏两个少数族政权对宋经济也存在严重的威胁。单就岁币一项，数目已很可观。宋辽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又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给西夏的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这些负担都压在了日见紧张的宋财政支出上，加剧了北宋经济的日益贫弱。经济衰微，政治腐败，军备松弛，老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农民起义、反抗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便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挽救危机。王安石变法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结束了16年的地方官生涯，奉召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这虽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责任是管理整个大宋朝的财政收支与潜运。
一年后，王安石凭着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与在中央工作的敏锐洞察力，向仁宗皇帝递交了阐述自己变革主张的洋洋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奏书开篇就分析了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王安石所说的法度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他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
王安石所说的“法先王之意”，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倾劾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可见王安石已意识到改革将遇到强大的阻力。在《言事书》中王安石也提到理财问题，虽然言论不多，但却立场鲜明：“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但王安石的上书，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也感觉到此时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自愿去地方上做他的小官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