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一阵哀切的哭声从书房中传出，继之，又传出一阵哈哈大笑。同学们忙跑进书房，只见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呆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一语不发。有人问：“祖诒，你怎么了？”旁边有人又低声说：“他近来总是歌哭无常，是不是患了心疾呢？”青年长叹一声说：“唉，不知我者，谓我何忧，知我者，谓我心忧，但又有谁能知我心呢？……”说罢，他站起身向外走去。这便是青年康有为。
是的，此时康南海的心是忧愁的，民族危亡、国家积弱贫困、个人出路渺茫，他感到极度的苦闷彷徨。于是，他告别了师友，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南海静坐养心，开始探求新的思想。他在故乡的西樵山白云洞学习佛道之书，但他由阳明学派转入佛学，并不是消极遁世的表现，而是寻求思想解放。他在山水幽胜处恣意游走，表面上超然物外，而内心深处却在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梁启超少时有“神童”之称，关于这个称号还有好多趣事呢。
当他四五岁时，他的祖父就给他讲授《四子书》、《诗经》等，祖孙自得其乐。晚上，他与祖父同睡；白天，祖父就向他讲述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尤其喜欢向他讲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正是这种家学传统，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天，有一个客人来访其父莲涧先生，任公上前献茶。客人见他眉宇间露出聪慧的气色，想试一试他的才能如何，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让他对，任公不假思索地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当地俗语，下联对的也是当地俗语，客人点头表示赞扬。接着又出了一句“车篱客采陶潜诗，”让他对，他马上回答说：“地国人怀召伯棠。”
十岁那年，任公与别人乘船到广州应童子试。一天，大家在一块儿吃饭，有一人见任公气貌不凡，便以盘中的咸鱼为题让他吟诗，任公随即念道：“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话一出口，同乘人连声叫好，认为“此乃神童也”！
这便是“神童”一说的来历。
辛亥革命后，任公政治上日趋保守，但他并没有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正当袁世凯积极筹划上演帝制丑剧时，任公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政论文，与袁世凯分庭抗礼。当此文刚刚写成，还没有印行时，外界已有所闻，袁世凯得知后，马上派人用二十万元贿赂任公，条件是不要将文章印行，任公婉言谢绝。袁世凯一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派人人梁宅以威词恐吓。来人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梁任公亡命已十余年，想你已饱尝了颠沛之苦，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呢？难道苦吃得还不够吗？”任公平静地回答：“诚然，我是一个亡命者。但我宁乐于此，我不能苟活于这个浊恶的空气中，这是你不能理解的。”听了这一番义正辞严的回答，来人灰溜溜地走了。在这当中，任公多次向袁苦词力谏，袁世凯怀恨在心，但又不敢下毒手，因为他深知任公的影响。
可惜的是，任公没跟上时代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