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人民所蒙受的灾难除战祸以外，由于没有中央有力政权的监管，官吏们的贪黩暴横更加倡狂靠贪赃枉法、刻剥小民乃至放高利贷来聚敛的官吏更为普遍。下面我们举出几个例子，看看当时的百姓是如何在官吏们的贪黩枉法下生活的。
后唐明宗时任过西京留守的安重霸，就贪婪得出格，连自己请客吃饭的酒食所费，都“私丐于部民”，故被秦人送雅号曰“捣蒜老”。士族出身的后晋京兆少尹郑受益，“阿法射利(放高利贷)，冀为生生之资”。在任仅一年左右，贪污所得，“其直百万”。
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是一个更大的贪官。赵在礼先后历10镇节度，“所至贪暴，家赀为诸帅之最”。后晋皇上也看中赵在礼富豪，“利其富”，为皇子娶赵在礼之女。赵在礼嫁女，皇家迎娶，这对亲翁竞相炫耀财富，赵在礼以10万缗为嫁资，而“县官(天子)之费，数倍过之”。这些都发生在残破的长安。
其他各镇也是一样。像后唐、后晋时期的保大军(鄘坊)、彰义军(泾州)等镇节度使突厥人出身的张万进，“所临之地，士民惨懔”。就连他的亲信属吏，都憾其凌虐，冀其速死。及其病卒，“凡数月之间，郡民百万，无涕姨馈奠者”。
引《五代史》撰者感叹道：“为不善者，众必弃之，信矣夫”。由劫掠李继岌而暴富的毛璋，于邻州节度使任上“骄僭自大，动多不法”。
后汉时的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因眼红和猜忌其妻祖刘景岩的豪富和得民心，就“尽杀景岩之家，收其家财万计”。
后周显德中(954—959年)的延州兵马留后李彦颐，“颇以货殖为意”，他集官、商于一身，“窥图赎利，侵渔汉蕃部人”，搞得乌烟瘴气。
那时的官吏们，还盛行“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其劫财对象，当然是首先通过横征暴敛对民众“竭泽而渔”。他们同类中的失势者，也是劫掠对象。
像后梁、后唐时先后任永平军(长安)节度使、京兆尹的张筠，就是靠劫夺其同类而骤为巨富的。其前任节度使康怀英于长安任上曾聚敛至极厚的家底，死后张筠“即掠其家赀”。又在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泾阳镇将侯莫陈威，曾与温韬盗掘唐朝诸陵，因而家藏大量瑰宝，“筠乃杀威而籍其家，遂蓄积巨万”。后张筠从郭崇韬伐蜀，以其弟筏暂代西京留守事。后蜀主王衍因国亡掣族入朝，后唐庄宗派中使向延嗣于途中杀戮王衍全家，“所有奇货，尽归于延嗣”。不久，明宗登极，派人捕诛宦官，延嗣遁逃，“衍之行装复为(张)筏有”。魏王李继岌平蜀归来，途经兴平时，值明宗起兵，张遂趁火打劫，拆断咸阳浮桥，继岌循水东渡至渭南(今渭南市)自杀，“筏悉取其行橐”。张筏因两次劫取，骤为巨富，“积白金万镒，藏于窟室”。张筠后来居住洛阳，靠从长安劫取的不义之财，广造府第，花天酒地，“第宅宏敞，花竹深邃，声乐饮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谓之地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