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我们也常常以“中华文明悠悠五千年”而自豪：中华文明起始于伏羲，兴盛于黄帝，以下即是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等。在伏羲前还有燧人氏、有巢氏……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年代表却只是开始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这不到三千年的记录也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的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他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完整的在位年代，而在此之前的历史，并不太明了。一代代的帝王也似乎历历可数，一直可以追溯到夏朝的建立，那些有名的历史事件，如大禹治水、成汤革命、武王伐纣等，虽然也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它们究竟发生于哪个年代，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连郭沫若也曾叹惜地说过“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开头”。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
在众说纷纭、万般无奈之际，一度还有人甚至产生了怀疑一切的颓废思潮，他们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大禹也只是一条毛毛虫，鲁迅就曾为此写下了“故事新编”来抨击这股逆流。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世界各地去访问，在参观了一些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如埃及、巴比伦后，他发现这些国家的博物馆对年代学有比较详尽、为大家公认的年表。为此他就深切感觉到，我们国家只能拿出一个不到三千年的年表，是很大的遗憾。1995年他在访问了埃及后回来说：“古埃及第12王朝共213年，是帕克据某王登位的第7年8月16日，天狼星在东方升起的月相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6年。中国‘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天文学家不根据中国丰富的天象记录算出夏商周的年代呢？”
在此基础上，宋健提出，现在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我们应当组织力量，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邀请了一些学者召开座谈会，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然后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有没有可能以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一定优势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研究。这个意见，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后来启动的国家重点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由来。
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又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可能性：现代考古学使得古代遗址与遗物的研究有了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碳十四测年的科学方法也使得那些不会开口的木头、骨头能够成为最好的见证人，现代天文学和高速计算机，使得几千年前的天象（如行星的位置、五星联珠、日月食、彗星出没等）可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来。另一方面，在20世纪尤其是建国以来，考古有了众多的重大发现安阳殷墟和周原甲骨文字、史前及西周时期的大量遗址、新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都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