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的总体原因，一是物极必反，佛教发展过快过猛，招致道家和儒家不满；二是影响经济，一方面空耗财力，另一方面占用了生产劳力，官府不适当禁止才怪。至于具体原因，各次应该不同。《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
对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动机是很复杂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大约在820年以后，中国严重的货币紧缺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加直接地伸手向国库要钱，财政的拮据状况毫无改善……没收、还俗办法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得到许多官员的赞同，认为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国的经济事务中变成强大堡垒的唯一办法。
我个人同意经济原因说。我注意过宋朝，那时期虽然没有禁佛运动，但呼声不小。当时的社会问题“三冗”：一是有定官而无限员，二是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三是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数。可能由于地狭民稠的原因，福建更甚，时人写福州：“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官员担忧说：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挨饿，现在福建僧人多达人口的六分一，一夫耕而十人食，怎么得了？因此，官府对僧人严格限量。度牒的价格猛涨，有钱难买。再后来，蒙古人也非常崇佛，后果更严重。清时学者赵翼说：“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朝廷之政为其所扰，天下之财为其所耗，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可见，有识之士都很担心佛教过度发展。
唐时也有此虑。唐初全国僧尼十多万，直接影响到官府赋税，李渊便采取限制措施，淘汰大批。然而，武则天“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佛教几乎变成国教。当时大臣担忧：“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官，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才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为此，李隆基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可后来代宗李豫甚至允许僧徒出入宫廷，在宫中供佛诵经，以致“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李昂也曾不安，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佛、兵，一农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李德裕还抨击佛教“弃五常之典，绝三纲之常，殚尽财力，蠹耗生人”。泗州原有“戒坛”，即僧徒传戒之坛，剃度僧尼，有人借机聚敛钱财，因此李纯时期诏令禁止。到李湛时期，以皇上过生日为由，请求重开戒坛，四方人士云集，当地官员大发横财。当时在浙西为官的李德裕了解此情，急忙上书：当地人家有三个丁男，必让一个削发出家，以逃避徭役。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禁止，拖到陛下诞辰日的话，估计两浙、福建会损失60万劳力！
李炎即位后，接连出兵反击回鹘、讨伐昭义，财力吃紧，加之他信奉道教，对佛教本来就没好感，很自然要打击像蛀虫一样耗费天下财物的僧尼。通过禁佛，国家编户增加近百万，纳税田地增加数千万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