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美国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多，需要越来越多的鸡蛋，但由于每只鸡每年仅产200个左右的蛋，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
早在1900年，孟德尔遗传理论就被重新发现并在学术界盛行，约翰逊也提出了纯系理论。然而，孟德尔的遗传理论和约翰逊的纯系理论只局限在书斋中、教室里，高高在上，远离实践。
彼尔走出书斋，离开教室，到缅因农业实验站研究如何提高母鸡的下蛋率。他利用孟德尔因子理论去纯化个体的基因，根据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设计了许多杂交实验，发现母鸡不可能将其高产性状遗传给下一代，高产性状只能通过公鸡来遗传，于是他从改良公鸡入手，结果不仅使蛋鸡产蛋量提高到每年300个左右，而且让大家知道了公鸡在蛋鸡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个例子，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不仅要读有字之书，更要注意读懂无字之书，社会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无字之书，有人把它称为“无字天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放到实践中检验、应用，又从社会实践中提出问题，尽量用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解释，解释不清甚至发生矛盾就进行研究，我们才能找到最正确的答案，科学技术才能不断发展，世界才能不断进步。
重视实践并不意味着轻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轻视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另一种是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的唯实践主义倾向。
轻视实践经验的人一般都是“满瓶不动半瓶摇”的小知识分子，很多大知识分子研究的一般是生活、生产中最实际的问题，例如李时珍研究的是具体的中草药，袁隆平研究的是具体的杂交稻，黄昆研究的是具体的半导体，钱学森研究的是具体的导弹、卫星的运行，离开实践，他们就研究不下去。
“满瓶不动半瓶摇”的小知识分子学历比较高，读了一些书，但说不上很“专”，他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东西就是对的，特别是官方、权威写在纸上的，更是“一句顶一万句”，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明末清初，有一位姓颜名元，字易直，号习斋的思想家、教育家对这种信书而轻视实践的读书人实在看不下去，他不无偏激地说“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这大约就是毛主席批评某些轻视实践的人“书读得越多越蠢”的“理论”依据。
轻视实践经验的人往往把简单的问题看复杂了，用很复杂的方法来解决很简单的问题，杀鸡用牛刀，办小事用大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