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当皇帝的命，还要有当皇帝的才，这是相辅相成的。机会有了，而你把握不住，机会不会留下来，机会也不再来。文帝还是抓革命、促生产。先解决了周勃、陈平等一批拥立功臣，然后大力发展农业，夯实国家稳定的基础。
“道民之路，在于务农”，这是文帝经常挂在嘴上的。他甚至亲自耕种田地，以给宗庙“粢盛”。他推行“贵五谷、贱金玉”的主张，还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和赎罪的政策。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农业和农民问题，从来都是中国的首要问题。文帝这一手，抓到点子上了。
一般来说，有才华的人，一定有主见，文帝就是这样。古代的皇帝，其实与县官也差不多，主要还是解决各类纠纷。只不过皇帝解决标准问题，县官依标准来办事罢了。
在取消“连坐”、“收孥”等律令方面，文帝讲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他认为，“法律是用来制止犯罪、保护好人的。犯法者已被惩罚，如果再涉及他没有犯罪的亲人，这就失去了法律的根本作用。”
他还认为，“只有法律公正，人民才会诚实；只有判罪恰当，人民才能服从。如果不用公正的法律来引导人民走正道，又不用公正的法律去惩罚犯罪，仅仅诉诸残暴的行为，这是不可取的。”
经过几上几下的研究讨论，这些律令都被取消了。在取消“肉刑”的问题上，文帝听从了一位被治罪的太仓令淳于意女儿的意见。这个家伙是管粮库的，有五个女儿。他因犯事入了狱，判了肉刑，不停地抱怨，“可惜我生的全是女儿，碰到急事也没有用。”
他五个女儿中一个叫缇萦的，陪着父亲去长安，上书给文帝，痛陈了“肉刑”的弊端，并愿意卖身为奴，替父亲赎罪。文帝大为感动，取消了该律令。这个女儿，与恐怕能顶上一百个儿子。
我们知道，有主见的人，从来都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但文帝不同。据传，古代尧帝时，在热闹的地方，竖一根旗杆。谁有治国的好办法，谁都能站在那里讲一讲。有点类似伦敦的海德公园。这称作“进善旌”，是讲好话的地方。如果是说坏话，即提批评意见，可以写在桥梁两侧的档板上，这叫“诽谤木”。这两样东西，都是传说。
但传到秦始皇那里，就不高兴了，在《秦律》中定了一条“诽谤妖言罪”。就是让天下的嘴，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脸上。“汉因秦律”，这一条也保留下来。但刘恒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法律中定下“诽谤妖言罪”，让大家都不敢讲话，这样一来，当皇帝的就不知道自己错在那里。
文帝甚至还可以允许谩骂皇帝。他说，“这种诅咒或谩骂，只是体现了‘小民’的无知，无知者无过，不一定要治罪。”当时的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仅是不简单，而且到了今天，仍是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