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古希腊“四主德”是尘世的城邦美德，是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德性”。他们在此之外添加了三种更高的“神学德性”，此即信( faith)、望（hope）、爱（agape）“三圣德”。
信、望、爱是依照产生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但若依照完善性来排列，则爱最优先。因为对上帝的爱乃是基督教伦理学最崇高的德性，只有爱上帝，才能使人生充实、人格完善，才能实现对最高幸福的追求。
由此可见，古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好”或“优秀”的理解有一个逐步由外而内而上的过程。当然，这两种德性论相差很大，其间的转换有着深刻的原因。“四主德”主要由古典希腊哲学家们所提倡，代表了那个时期古希腊人对于人的优秀的普遍性看法，而这种看法又紧密地关联于城邦政治生活，也即以雅典民主制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政治生活环境。
但是到了中世纪，统一的罗马帝国扫除了古希腊时代城邦政治的界限，因而主要适应于城邦政治的公民德性被改造为更具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神学德性。看来，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各有其尊崇的德性，各自德性的目的不同与各自政治环境和信仰相连。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两种德性皆共同指向人的完善与完整人格的塑造，故二者并不绝对冲突。
西方文明被习称为“两希”文明，因为其源头就在于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基督教与中世纪神学给西方人贡献了太多的东西，也孕育了太多近现代观念的萌芽。
黑格尔曾在其皇皇巨著《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他要“打算穿七里长靴尽速跨过”漫长的中世纪，这个说法如今看来未免有欠公允。单从德性层面讲，西方人近现代以来最引以为豪的三大普遍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没有一个不是古希腊人所提倡的，没有一个不是主要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培育出来的。
此外，至少还有谦卑、同情、宽恕、隐忍等美德，也都来自于基督教伦理学。其中，谦卑不同于谦虚，谦卑是指“出于爱的自愿的自我贬低”。我们几乎可以把谦卑当作除了爱之外的最大的“神学德性”。唯有谦卑才能让我们服从于真理，听从于上帝；唯有谦卑才能让我们打消傲慢，赢获内心的喜乐与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