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询一天吃饭的时候，太子刘爽对父皇提意见：“您持刑太深，应当多用儒生！”刘询本来高高兴兴，一听这话立时变脸，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历来是“霸道”与“王道”兼杂着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只用周政德教呢？这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霸道”指法家，“王道”指儒家。关于法家，顾立雅阐释：“之所以称之为法家，是因为他们强调了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称呼可能是把他们称为极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倡导最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并希望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
相关专家学者认为，“霸王道杂之”主要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王霸结合，即儒法结合，礼法、德刑结合。这种结合可以表达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结合、道德伦理与法律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等等。二是在王霸结合为主的前提下，或确立王霸结合这个多面体之后，再对道、墨、名、阴阳等凡是符合巩固、完善封建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所有学术思想，
“杂”而采之，兼而用之。这里的“杂”，包含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思想广为吸纳、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意思。
而法家，也不是“纯任”的！针对商鞅，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就说：那是被儒家改良过的法家。
中国人言行不一，伪君子长盛不衰，“儒表法里”之后愈发严重。《中国盛世》中感慨：看中国历史，常觉得困惑：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怎么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甚至十族，而且还要凌迟――千刀万剐？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人格分裂，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孩子也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听听“霸王道杂之”之说，便可以恍然大悟！
《炎黄春秋》总缡吴思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发现支配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东西，常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
吴思还一针见血揭露：它们说的那些很漂亮的东西，“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的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所谓“外儒内法”、“内圣外王”，也就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吧，在中国潜行数千年。
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显然逊色一筹。有人评论说：“秦兴也，法家；秦亡也，亦法家。”秦氏是靠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发展壮大的，他们那一套非常适合“马上得天下”。然而，在统一六国如此巨变的新形势之下，秦始皇却依然赤裸裸用那一套强硬的统治招数，而不知华丽转身，加以改革，笼络人心。当然，秦始皇统一后也想过重用儒生。试想，如果他真能保持那种“天下之士斐然乡风”，可能暴亡吗？秦始皇之败，成全了儒家，而将法家的名声败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