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思想杂乱而激进”的孙中山等人在广州开始筹建“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次年孙中山到天津，上书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李鸿章未予理会。同年，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出版，认为洋务运动购买西方船炮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建议设立议院。这年陈炽著《庸书》，主张仿行西法，设立议院等。变法的呼声日益强烈。
就在签订《马关条约》的下月初，康有为、梁肩超等联合18省1300余人签名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不日，康有为又以进士的名义递上长达18000多字的“上皇帝书”，不提拒和与迁都，着重将变法建议阐述得更为详尽。这回，都察院的大臣们看了也不能不感动，转呈光绪。
光绪当时被战败激怒，正愁怎么雪耻。一读康有为这书，“极喜许”。他太渴望强国了，恨不得明天一早就能够找日本找列强报仇。1898年6月11日，光绪匆匆颁发“明定国是”，宣布变法。
